中國革命與基督教信仰


導言:晚清為何需要革命 
第一章:基督徒革命者的興起
第二章: 革命與華人教會本國化運動 
第三章:孫中山—基督徒革命者的形成
第四章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   
第五章:革命團體的籌組
第六章:興中會的起義及失敗
第七章:革命力量的重整
第八章:興中會第二次起義及失敗
第九章:大明順天國的發動原因及醞釀
第十章:兩湖基督徒的革命           
結論


  註:本文是根據香港中國福音神學院老師梁壽華先生所寫的論文「基督教與中國革命」所做的讀書摘要整理.對梁先生在學術工作上所作的努力.僅此致上最誠摯的敬意.

導言

晚清為何需要革命?

  晚清時, 因為中國社會本身發展的停滯並呈現腐化,更由於外力的東侵, 產生了政治, 社會, 文化, 經濟上的劇烈變動。外力不但指威脅國家民族尊嚴和生存的外國的堅船利炮, 同時也是指西方的近代文明。晚清對現代化的接受雖有從器物上的洋務運動到政治上的維新運動, 卻未觸及與儒家勢力相互支撐的帝王權威.

  就是在在這主流現代化維新運動的邊緣, 出現了徹底否定儒家統治體系的現代化改革──晚清的早期革命.

  晚清的早期革命最初不被主流改革派的維新團體勢力所認同接納, 但最終突破了晚清政治的侷限, 破壞了帝王統治的合法性, 導致中國幾千年堅固的帝王統治模式的崩潰。

  這種突破事實上是由於這些革命者所接受的基督教信仰和文明所造成的, 這是一種自洋務運動以來最徹底的西化. 其革命比以前的改革更徹底, 是因為早期革命者接受了和中國傳統儒家價值完全迥異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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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基督徒革命者的興起

  一位政治家曾說: 『當 1807 年馬禮遜進入中國時, 已種伏了革命的根苗.』這句話並非過譽, 因為清末的革命的確是由基督徒發起的,

  革命以及隨之而陸續出現的革命風潮, 其中的參與者不全都是基督徒 , 不過 1902-1903 年間之前, 反滿革命主要是由基督徒推動和領導. 1900 年在庚子之前, 憂國之士仍報終君思想, 欲以和平手段改良政治和社會現狀; 在這時期,中國基督徒已籌算和實行排滿, 推翻現有政權的革命了.

  基督徒雖然發動了這場革命, 但並不是教會內部有組織的行動, 而是基督徒個人自覺性的抉擇. 同時在革命思想以至實現行動過程中, 基督徒並沒有隔絕非基督徒, 兩者可以合作無間. 因為革命的基督徒的大前提不是要實現教會的使命, 而是要實現民族的使命.

  中國基督徒發動和參與革命是傳教士所始料不及的, 但是他們接觸了基督教, 一旦結合中國狀況以及地緣等因素, 又有些同時加上由教會教育或親身體會而來的對西方基督教社會的認識, 就促使他們選擇以革命為救國的方案了.

新的群體: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出現

  1807 年, 馬禮遜來華後, 絕大部分早期的基督徒教育程度都很低, 甚至是文盲, 家境也很貧窮, 一般人也多不願意送子女進傳教士所辦的學校. 到了五十年代末期, 外國差會大量注入資源, 天津、北京條約又准許傳教工作在內地的發展, 致使學校栽培了不少受過西學薰染的基督徒知識份子和商人, 其中有些更信了教. 十九世紀因移民、工作或留學到外國的華人也不少成為接受西方洗禮的基督徒. 中國基督徒中就此出現一批具有新式思想的知識份子, 對他們來說, 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是有密切相關的.

價值的抉擇

  中國基督徒不一定反對傳統, 但往往視新接受的基督教價值比本國固有的傳統更高, 而這價值是中國傳統和現實所無的. 其中最為當時基督徒革命者著重的是人道主義 (humanitarianism), 這往往成為其中一些基督徒參與革命的動力.在西方社會, 基督教對生命的尊重引發出西方人強烈的責任感以及主動進取的精神. 中國基督教的革命很大程度也是由這種對生命尊重的觀念所觸發. 這些基督徒抱著基督教的人道主義精神, 見到祖國非人性、傷害人的政治, 就產生不滿,同時也引起一種『拯救』的意念;

  革命就是要解決這種不滿的現狀, 實現拯救受苦的同胞. 他們知道這理想是可行和有效的, 他們當中一些人所接觸到的西方社會就是一個可以證實的具體例子. 他們相信, 基督教不但和他們個體生命有關, 也可以關係到整個民族的生命. 這些基督徒個人接受了基督教, 當他們掌握或觀察到這種理想的優越性時, 比對一下自己國家民族令人堪嘆的狀況, 就產生一種抱負, 要將這種理想實現在民族生命中.

新思維的批判

  中國人信教後, 基督教的內容, 就自然成為他們習知的傳統所形成之現實的一個參考架構, 這參考架構一形成, 就對這現實起了一種批判作用.

  批判思維的發生, 是因為基督徒接受了中國傳統以外, 並與這傳統格格不入的一套信仰, 而這信仰要求皈依者將之視為一種委身性的信仰去接受; 換句話說, 這信仰是個人的一種『終極的關懷』.

  對原先是傳統讀書人來說, 一旦皈依基督教, 原先的儒家價值就變得次要,甚至變成新信仰批判的對象; 對沒有受太多傳統教育影響的基督徒, 他們的批判就更沒什麼阻礙. 由基督教來的批判思維, 不止於純粹指出或揭露現實的問題,也是對現實有所要求. 對國家社會來說, 基督徒這種要求是要它變革, 是照著基督徒的理想 (包括信仰和文明 ) 的樣式來改變.

超越觀念的批判

  基督教在最早期即在使徒時代的教會, 就有上帝比世俗權柄更超越的觀念,以後早期教父在政教問題上也認為地上政權是從上帝所賦予的, 所以要順服. 這樣一來就把中國傳統神聖化的帝王觀念消解了. 既有了比君王更超越的上帝作為效忠的對象, 對君王的『忠貞』就不是絕對的了, 推翻他也不構成一個道德倫常的問題. 這是當時基督徒革命者典型的君王觀念.

  他們同時認為世界是由上帝所創造並交扥君王所管治, 君王就要對上帝負責。早期革命絕少士大夫參與, 只有基督徒和受過新式教育的人以及秘密會黨, 才肯從事被當時人視為大逆不道的反清革命, 主要原因也在於此.

愛國主義而非文化主義

  作為一個中國人, 基督徒革命者所具有的民族愛國意識並沒有因信仰基督教而有所沖淡, 反而因為有了一個新的理想, 而加強了他們對國家更積極的關注.有學者指出, 中國近代士大夫的民族主義其實是文化主義多於真正的民族主義.根據他們的定義, 文化主義是『視整個文明為重要的單元, 而不是較廣闊的文化中較狹窄的國家政治單元』.

  這使晚清士大夫勉強地接受西化, 同時也甘心忍受異族君王的統治; 因為這些統治者沒有征服他們的文化, 反而成為漢人文化的效忠者.

  晚清基督徒革命者在愛國一事上不是文化主義, 也不是純粹要實現基督教的理想, 更不是以打倒傳統為職志; 他們所關注的是異族統治之腐敗庸弱 , 引致民不聊生, 外患仍頻. 他們的關注是政治上而不是文化上的, 基督教理想只是作為改良禍國殃民的現存政治的一個藥方而已. 孫中山也曾說: 『為吾人之宗旨,無非欲得一良好政府而已. 』『革命之宗旨不專在 " 對滿 ", 其最終目的, 由在廢除專制創造共和國. 』可以看出, 若當時當政的不是滿人而是漢人, 基督徒革命者也會一樣去推翻它.

邊緣身份的抉擇

  中國人信教以後, 很容易成為中國主流文化和社會的邊緣人物, 這種處境是一個非基督教社會所加諸他們的.

  一些基督徒知識份子沒有具備躋身士林條件, 或取得社會認可的地位, 往往是出於他們的選擇, 而並非不得已. 有些人還年輕時, 就認知到還有一條路, 這認知使基督徒知識份子放棄經子業, 他們知道, 除了中國傳統學問之外, 世界還有更優越的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值得追求, 還有一些是因為反滿的種族情緒. 他們從事革命, 並沒有打江山、建立自己功業權位的意圖, 而只是抱著一顆赤裸之愛國心, 以及基督教賦予他們的理想.

  總之, 基督徒走上這條反清的路, 不是基於沒法循正途躋身社會上流階層,而是基於基督教所賦予他們的一種理想, 以及被祖國的政治社會現實所觸發, 從而走上這條反清的路. 這也是他們在革命事業中肯捨棄個人利益, 肯犧牲生命也在所不計的原因. 他們是從舊社會傳統出來的人物, 但他們本身卻服從他們所預見的新秩序, 而同時也抱著這個理想去從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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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革命與華人教會本國化運動

  基督教是靠著船堅砲力打進來的洋教嗎?是否民族思想就因此而泯滅了呢?是否他們就是被外人所統一,而忘了自己是中國人了?從以上所舉出來的史料,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沒有錯,外國得船堅砲力真的打醒了中國人,使得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在中國生根、萌芽,甚至影響了許多的知識份子。

  然而是否也因此,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的精神因為基督教的信仰的引入而就此消失了呢?

  從「教會自理運動」與「教會自立運動」很明顯的,我們看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民族主義的心並沒有因此而消減,相反的. 他們這些華人基督徒要去做的確是一個道道地地的中國基督徒,不但在自己所屬的教派中去成立屬於中國人的自理會,更有甚者,在自己原來的教派以外成立自立會。

  他們並沒有信了基督教就成了洋人,亦沒有信了基督教就遠在外國不回來,相反的,有所多的遠在外國的基督徒,遠在外國籌備資金就是基於中國民族精神而要回國來建立教會。基督教,激發了中國的民族思想。

  更有甚者,他們的民族思想,並不只使他們的愛國情操只停留在傳一個精神上的寄託 -- 信仰 -- 給他們的同胞;他們去看見問題,挖掘問題,真正的去面對中國所碰到的問題,真正的為中國人民尋求一個解決之道,他們啟發了革命,用一種當時可能會被認為是「作亂」的方法來救國。

  究竟是信仰裡面的哪一種力量激發出他們的愛國心呢?究竟是信仰裡的哪一種力量使得他們那麼有遠見的選擇一個革命的方法來救國呢?甚至為此殉命也在此不惜呢?我想,這是以後諸章必然會探討的問題.

  以下就先介紹自理與自立運動。

1.自理運動:

  自理運動,簡單的說,就是有西方差會背景教會中的華人信徒,以原有差會宗派的名義進行的宗教本土化運動。

A.倫敦會:

  自理運動最早的起源是在廣州佛山的華人自理會。1839年,倫敦會傳教醫生合信(Dr. Benjamin Hobson)在廣州創辦了一間倫敦會惠愛醫院,並聘請澳洲回國的梁柱臣負責醫院的佈道工作。梁氏深感中國人要自理自己的教會,於是在香港倫敦會華人信徒的支持下,於1865在佛山一定成立最早期的華人自理會。

  在香港,同為倫敦會的華人基督徒們,亦在 1876 年訂立會章,提名華人執事和長老,成立教會,並命名為「華人自理會」,實行自治、自養、自傳。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會於 1884 年所聘請的傳道人王煜初,王煜初樂中中國的改革,在戊戌變法之時,王煜初上萬言書,痛陳中國弊病,獻測改革,並與何啟(柯保安所稱之「基督徒改革者」)傳寫大量批判中國傳統裡法與舊習,提出西法舊時的主張,高舉民權,倡議清廷變法以及改變官僚制度;他們兩人一方面鼓吹清廷改革,一方面孫中山先生興中會革命,直接參與興中會活動的鳳犀亦是王煜初於道濟會堂的會友,而王煜初於 1887 年所成立的道濟會堂,曾數度成為談論革命,及聯絡志士的場所。

B.浸信會:

  浸信會最早期的自理運動肇始人陳夢南, 基於一種民族本位的立場, 於1873 年在浸信會華僑信徒和廣州本地會友的支持下, 連同溤活泉、張觀照等,創建「華人宣道會」,適最早的浸信會自理教會。

  陳夢南適一個民族主義者,他在 1882 年去世,為及參加革命,但他的學生溤活泉和姪兒陳少白適其影響極深。溤活泉是浸信會的牧師,兼承陳夢南的民族精神,在 1904 年與期信徒創立「興華浸信自立會」並在興中會革命時期,參與革命活動,成為「革命同志」; 1903 年又與香港聖士提反堂的愛國信徒林護、譚民三等人串辦《世界公益報》,宣傳革命。此報刊「世稱香港革命黨報之第二家」,第一家則適陳夢南姪兒陳少百主持的興中會機關報《中國日報》。

c.美北長老會:

  其自理運動是由美國華僑信徒所發起的。 1881 年三蕃市和檀香山的美北長老會華人信徒捐款返回廣州買店鋪建立福音堂,做為華僑及本地教友往返廣東註腳之地。

  至 1907 年,美北長老會華人傳到總會派伍于衍返回廣州幫助華人長老會成立總會,是為「華人長老自理傳道總會」。伍于衍適三蕃市的長老教會信徒,與教友伍盤照,都是興中會會員,支持孫中山革命,他們創辦之福音性報刊《中西日報》在三蕃市華僑中鼓吹革命,並成印行鄒容的《革命軍》,分送華僑,激發華僑反清意識,《中西日報》成為當地重要革命報紙。

D.綱紀慎會:

  由於在美華僑基督徒的鄉土情懷,並在 1883 年要求綱紀慎會的海外差會美部會差派善嘉理( Charles Hager )來華,在香港成立綱紀慎會基地, 後來發展到四邑、廣州等地方。

  孫中山、陸浩東和唐雄等人便是在這裡受洗為綱紀會信徒。

  之後數年,三蕃市綱紀慎會背景的三蕃市的另一批綱紀慎華人信徒也發起家鄉的教會自理運動。

  1886 年,三蕃市綱紀會背景的華人教會柏大尼禮拜堂,有信徒從鄺吉, 趙哲、朱金等人組織「華國綱紀慎自理傳道會」,次年委派趙哲攜款回國開堂,最初在廣東台山開基。 1894 年右派信徒攜款在廣州十八甫建堂。此堂開設未久,就在興中會乙末( 1895 年)之役時,供孫中山作為起義指揮部之用。

  十八甫綱紀慎教會除支持革命外,在康有為、梁啟超鼓吹為新舊國期間,在1897 年, 由三蕃市華僑基督徒斥資在此教堂開設「星導書樓」,目的是開通民智,以使國家富強,期望中國有如西方諸國。

  以上是華人自理運動,適外國宗派的華人信徒基於本身對於中國的情懷在自己所屬宗太發動的,名義也在原屬宗派之下。接下來,我們要簡介另一種形式的基督教本土化運動。

2.自立運動:

  「自理運動」是指外國叫派的華人信徒在自己所屬的宗派發動的,名義也在原屬宗派之下。而「自立運動」顧名思義,就是一些分屬不同宗派的華人信徒在自己宗太以外,「自立」部屬原有教派之總會。這類的運動,比起原來的自理運動就顯得雜多了,因此,以下,將提出幾個主要的來做重點介紹。

  「耶穌救世會」,  是由惠師禮會信徒羅開泰及長老會信徒黃文卿等稜於1895 年所創立的。

  推動這運動的領袖也不少是與革命有關的,其中有辦革命報紙《世界公益報》的革命同志浸信會牧師溤活泉、「樂心參與興中會革命運動之教徒」長老會的黃文卿,史家簡又文說他「對排滿運動盡力不少」。

  此外還有 1990 年、 1902 年分別參與興中會惠州之役以及洪全福之役的巴陵會神到學校教習李植生,李植生意識中興會惠元。中國播道會創辦人之一原屬綱紀慎會的

  華人牧師蕭雨滋、蕭漢衛父子也這自理運動的發動者,父子二人素有救國心志,後來父子在芝加哥設立同盟會分會,蕭雨滋更被選為會長。

  另一個自立會「中國基督徒會」是於1903年伍漢持等人所創立的。

  先是上海的愛國基督徒高鳳池、宋躍如、黃家珃、謝洪寶等人,於 1902 年敢於光緒二十八年湖南辰州教案導致國家受屈辱,就在上海發起「中國基督徒會」,其中的副會長宋躍如(後任董事)是孫中山在上海的革命秘密同志,暗中支持南方的興中會起義。

  上海中國基督徒會成立之後翌年,廣東愛國信徒伍漢持、譚民三、宋居仁、黃其馨、譚思義等人亦鑑於當時發生的教案,往往釀製中國喪權辱國,深感痛心,就與上海宋躍如等人的「中國基督徒會「聯合,在香港創立中國基督徒會,伍漢持為正。

  香港中國基督徒會很重視福音工作,字成立後,在香港九龍四處佈道,1904年並開辦「華英學校」,做為學生福音工作基地,日間授課,夜間佈道。香港中國基督徒會的領袖大多是革命黨人,所以當革命行事緊張時,他們因為四處奔走活動,以致教會及學校事務也幾乎要停頓。香港基督徒會著名的革命至是有宋居仁父子、伍漢持、譚思義等人。

  送居人士巴陵會傳道人,是興中會會員以及重要的行動人員,參與歷次的反滿戰役,他的兩個兒子也跟隨父親投身革命活動,兄弟二人在民國初年相繼為國殉難,長子宋少殷就是中國基督徒會華英學校的學生。

  伍漢持和盤司意義參與晚清革命,也是在民國初年因反對軍閥先後被殺殉國。五漢持是一位醫生,首授業於廣州博濟醫院的傳教士醫生嘉約翰( John Kerr)。而譚思義士廣州長老會培英學校的學生,曾任香港中國基督徒會西灣河支堂傳道人,他是在 1917 年應另一位原興中會基督徒革命至是瞪蔭南之召入內陸密民亦從事革命活動,結果被捕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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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孫中山:基督徒革命者的形成

  孫中山在歷史上被史學家稱為『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已顯示他是中國革命史的始創者, 特別提到中國第一個帶有民主性質的晚清革命, 也不能不以孫中山為整個革命歷程的主導者. 不過, 事實上, 最早談論革命的不只是孫中山一人, 且興中會第一任最高領導人並不是孫中山. 但這也不能否定孫中山在晚清革命先行者和主導者的地位. 在早期的同志中, 孫中山的領袖形象漸漸成型, 在興中會實際行動中孫中山作為最高的領導者的角色便突顯出來了. 孫中山由始至終的確是興中會的最高領導核心的所在.

改良或革命抉擇的因素

  他出生自香山, 後來在檀香山和香港接受西方教育, 這三個地方對孫中山革命家的成型有莫大關係. 家鄉香山在孫中山的生活經驗中, 是一個落後、黑暗、腐敗的中國政治社會的縮影, 負面的景象對他有很大的衝擊; 在檀香山和香港等地, 他吸取到西方文明的養分, 形成了他另一種理想抉擇, 這種新理想剛好可以回應家鄉狀況給他帶來的衝擊。

  和康、梁不同的是, 康、梁接受西方文明不包括宗教, 而他所觀察到的西方文明是包括了基督教, 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不能分割的部分, 同時也是他所接受的理想價值的根本. 正因為它對西方文明這樣的理解, 他就曾說出康有為、梁啟超絕對不會說的話:

  [ 我們最大希望是, 把聖經和基督教教育 (正如我們在美國所認知的 ) 作為一種傳遞手段, 向我們的同胞轉送通過正義的法律所有可能得到的幸福.]

家鄉的成長及不滿的產生

  孫中山少年時代離太平天國滅亡不遠, 他接觸到 " 太平天國中殘敗的老英雄 ", 並聽他們講述洪秀全、楊秀清等人的英雄事蹟, 引起與滿清朝廷為敵的意識, 並也或多或少知道基督教的一些事情. 在赴檀香山前, 克爾教士是他開始認識西方文化的啟蒙老師, 同時也可以說他最初和基督教接觸的開端. 基督教帶來給他唯一的影響可能是翠亨村以外某教會的地圖, 同學的描述給他很多對另一個世界的聯想, 有要了解外在世界的慾望.

  家鄉的環境除了給他一個穩定簡樸的農村生活外, 其他觸目所見的都令他產生很多疑問和不滿. 如官府不但為保護村民使免遭河賊的劫掠, 有時甚至屈枉良民, 造成冤案. 此外, 週遭的生活環境迷信意識很濃. 幼時在村中受的教育所認知的學問也不能使他滿意, 因為他感覺到這些學問所主張的道德教訓不能改變家鄉種種不良的現實. 那時他已有要突破這悶局的衝動.

檀香山經驗及新理想的形成

  孫中山真正接觸基督教信仰和文明是在往檀香山讀書的時候. 十二歲時, 他離鄉遠赴檀香山, 『始見輪舟之奇, 滄海之闊』是他後來憶述這次出洋經驗的話. 他在檀香山一段短時間後舊察覺這裡和家鄉的不同, 這裡沒有河賊, 也沒有貪官污吏, 但有法律, 人人都遵守法律, 受法律保護. 經由觀察使他感受到秩序守法的可貴, 很快的他知道這些都和美國基督教有關.

  孫中山到檀香山時, 偶像迷信仍然仍留存未盡去, 所以他就清楚見到基督教文明和偶像文明的優劣, 也見到基督教如何幫助夏威夷人脫離迷信, 迷信的脫離隨之而來的就是進步.

  他進入意奧蘭尼學校就讀, 西方學術訓練雖是基礎的, 已給他大開眼界, 見到在《三字經》、《千字文》以外完全不同的新領域. 在學校裡宗教教育的薰陶下, 孫中山願意成為基督徒. 基督教對他來說, 不但是一種社會改革的宗教, 同時也是個人生命的宗教. 他終其一生都信仰著基督教這種在個人生命中的價值,也就是因為這種對個人的價值, 其長兄阻止了他洗禮的念頭, 後來甚至使他輟學返鄉.

  孫中山在檀香山五年時光, 大部分時間是在基督教學校讀書, 親身攻讀集體會歐洲和美國的科學、民主, 以及宗教等知識和思想; 特別從所接觸的傳教士和基督徒身上, 覺察到他們基督教信仰原來是可以實踐的信仰, 他也可以比較以往在家鄉經書讀到的道德學問在實踐上的無能; 二者的優劣可見. 此時雖仍未形成革命思想, 可是他在檀香山所經驗到的, 已成為他要求中國轉變的理想典範.

在家鄉的衝突

  剛回鄉, 他所具有的檀香山理想就立刻和中國的現實產生了衝突, 事緣是清海關官吏上船檢查時的蠻橫和要求給予賄賂.

  回家後, 他可以繼續公開地作基督徒. 他發現家鄉情況依舊, 種種弊端未有改善. 抱有新理想的他, 就常常找機會宣傳改革, 揭露政治的弊端, 但鄉民都以他為怪. 在鄉民中, 他找到了陸皓東 -- 唯一有興趣和他談改革的人, 後來也成了基督徒. 孫中山感受到: 『使我們受苦的主要禍根是愚昧』, 『偶像崇拜乃是愚昧真正之源』. 家鄉的偶像迷信成為它的眼中釘, 必須除之而後快, 這是他和陸皓東家鄉改革的根本部分. 先是指責廟宇中的偶像, 勸告鄉人離棄迷信, 最後見迷信情況沒有改變, 終於忍不住, 就付諸行動, 破壞廟中的偶像. 他們的舉動, 不是反宗教, 而是反『偶像』, 他們是本著基督教的優越採取這行動. 此舉觸怒了鄉人, 認為是叛逆行為, 不被容於家鄉, 他們的家人便打發他們離開翠亨村.

作傳道人還是去革命?

  這次的家鄉改革完全失敗, 連自己也被逐. 這是一個新理想和就傳統衝突的結果, 孫中山視這次鄉人的反對, 是因為他們不認識耶穌基督為此而生而死的『理性的生命』. 這可能是他後來一度考慮作傳道人的一個原因. 他對中國的改革是仍未死心的, 這個時候, 他已具備了基督徒革命者所要具備的條件; 一個從基督教而來的新理想, 對舊社會的不滿, 以及以這個新理想去改造舊社會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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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

基督徒革命團體胚型基礎的形成

  孫中山和陸浩東被逐離家鄉後使他們在香港入讀新式學校,這樣的選擇使他們不能成為上層士大夫階級的一份子,因為他們選擇西方教育,更比出過去所受過的中國式教育相當不足.

   正如史扶鄰所說, 孫中山是一個基督徒及一個現代醫生,當儒家既定的體制對他的才幹採取不屑的態度時,他就轉身去投身他的邊緣集團,去作一個革命者,孫中山此時念的是香港的拔萃書室,這是一間英文男校,在此時期孫中山在家人的阻力下接受洗禮,不久後陸浩東也跟著受洗。在香港這段時期為了他們自己的信仰、學業、同志以及後來的革命事業建立了方向和一些初步的聯繫,特別是基督徒身份的確立以及和教會的聯繫,使他們在救國事業上得到必須的支持,由此這個基督徒革命團體的胚型基礎進一步得以成形和長大.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檀香山

  受禮不久,孫中山輟學於萃拔書室,其後轉念中央書院,但不久就被其兄孫眉自香港召回檀香山,原因是希望能夠阻止孫中山的基督教信仰,但這個時期的孫中山是有志從事傳道事業以救國的,但在中法埲爭( 1885 )後,中國戰勝卻簽下條約失去安南(越南)的宗主權,這成為刺激孫中山從傳道救國轉成革命救國的關鍵。

孫中山在大學階段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

  孫中山的初衷是傳道救國,但因為在香港和廣州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神學院,最後孫中山選擇了讀醫,因醫療工作在當時的傳教士和華人信徒來看,除傳道外,「無其他服役能如此接近基督教者」。

  這點可以從當時中國醫療傳教會這個組織的目標主要是「減輕人類的痛苦,以及以科學探索真理以破除迷信,同時訓練中國人成為西方醫學的醫生」看出。

  在選擇讀醫前,孫中山曾考慮讀陸軍、海軍以及法律,這都是救同胞的學問,但他最後選擇讀醫的原因,據他後來的回憶大抵有兩點,第一是「我很喜歡這門學科,相信我將會有一個為我的同胞行醫的有益職業」,第二是因中法戰爭的結果對清廷不滿,就「以學堂為鼓吹之地,藉行醫為入世之媒」。不論孫中山選擇何種形式,其目的皆是要拯救同胞脫離苦難。

  基督徒革命力量最初的凝聚場所,除了孫中山在中學階段的香港和檀香山外,主要是孫中山在大學時代在廣州和香港兩地的醫學院中。兩個醫學院都有基督教背景,包括廣州博濟醫院附設的醫學校和香港西醫書院,這兩個醫學院提供了場所,組合了後來興中會以孫中山為首的最高層,包括孫中山、鄭士良、陳少白三人的領導核心。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廣州

  孫中山在廣州博濟念了一年書,這段時間孫中山和他以前在香港拔萃唸書時的國學老師,後來從香港調到廣州倫敦會的傳道人區鳳樨建立了革命同志的關係,後來區鳳樨更以會計長的分份來幫助他的革命計畫。

  此外,孫中山亦在廣州結識了另一個革命同志鄭士良,鄭士良原本在具有反清復明思想的三合會中擔任頭目,在他接受基督教後,三合會傳統的「反清復明」的觀念,因著基督教信仰和教會新學教育的影響,就轉化成為「民主革命」的理念.

   鄭士良是第一個向孫中山提示會黨可以用作革命的第一人, 後來在興中會第一、二次起義中,鄭士良運動的相當多的三合會人員,特別是第二次起義,他所運動的會黨成了主力。鄭士良對孫中山革命事業以及中國早期革命方式影響的重要,可從孫中山所說:「予由談論時代入於實行時代之動機,則受鄭君所賜者甚多也。」窺知一二。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香港

  香港自 1842 年中英江寧條約簽訂後,就成為英國統治的殖民地。這正是為何孫中山從廣州博濟轉學至香港西醫書院的主要原因,他說:「香港有英文醫校,予以其課業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於是孫中山在此念了五年醫直到畢業。

  孫中山在這個時期認識了陳少白,並和香港教會人物建立了友誼關係,如王煜初牧師、王寵惠、何啟、康德黎等人對孫中山後來的革命事業都有相當影響和幫助,特別前三個中國基督徒亦很注意中國的改革,甚至後來曾參與改革和革命的運動,其他如形成「四大寇」、結識輔仁文社的社員等,都是在香港這段時間發生的。

  這個時期,不但凝聚了基督徒革命志士,如在廣州的情況一樣,這些基督徒圈子是對非基督徒開放的,因為他們的大前提不是信仰而是救國。四大寇中尤列和楊鶴齡原是廣州算學館同學,他們不是基督徒,但孫中山、陳少白和他們很投機,常在楊鶴齡的楊耀記商店大談革命,當時四人「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遂被當時的人並稱為「四大寇」。期間,陸浩東就職於安徽蕪湖電報局,鄭士良在歸善家鄉,兩人亦時常到香港加入四大寇的討論。不過,後來楊鶴齡並未直接投入革命,尤列在乙未之役也無甚表現。

  輔仁文社是香港基督徒楊衢雲、謝欑泰、何汝明、溫宗堯聯合其他受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於 1892 年組成,基於不滿滿清之無能,覺得有研究新學以使國家富強的需要而產生的。其宗旨為「開通民智,研究新學」,據謝欑泰說,輔仁文社也是一個「革命總機關」,也意圖計畫革命,不過始終沒有什麼行動而已,要到 1895 年輔仁文社部份成員被稍後成立的香港興中會吸收以後,楊衢雲、謝欑泰等人才在興中會名義下進行實際的革命行動。

  其他部份成員卻選擇了另一條救國的路,如溫宗堯後來參與維新派,任維新派的自立軍在上海外交代表,到新亥時才投入革命陣營,不過輔仁文社是最早鼓吹革命的正式組織,比興中會早兩三年。

  結識楊衢雲不久,大約在輔仁文社創立四個月左右,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結束他所謂的「革命言論之時代」,以後便積極於行動,在澳門、廣州、上海等地為未來的革命事業鋪路。

                      cmlin筆記

第五章:革命團體的籌組

  孫中山 1892 年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而於澳門擔任醫生,此即「革命言論之結束」,而進入革命行動之開始。雖其開始招募革命力量是在澳門,但真正得革命同志支持是在廣州、上海及檀香山等地。

澳門及廣州的嘗試

  孫中山一開始於澳門境湖醫院但任西醫,醫術精良但受葡國醫生及境湖醫院舊勢力排擠,行醫受阻;且因澳門無西化學校及基督教勢力薄弱,導致保守環境的澳門不易尋到革命同志,故使孫中山轉往廣州發展。

  廣州由於為清末基督教傳教士最早活動據點及五口通商之一,故使知識份子多有與西學接觸,而較易拋棄儒家傳統君臣觀念,使廣州的革命推動較為順利,並於此成立第一個革命組織 -- 興中會。

  1893 年底孫中山於廣州成立「東西藥局」為推動革命據點, 後並利用長老會的聖教書樓賣西學書籍之便吸收有西學觀念之有志之士。孫中山於廣州結合的革命勢力雖不多,但多為往後革命的基幹份子,其中又以陸浩東、鄭士良、陳少白、區鳳樨、左斗山、王質莆等人與孫中山關係密切。這集團常以東西藥局、聖教書樓後禮拜堂及廣雅書局內抗風軒為集會地點,最後並於廣雅書局抗風軒成立第一個革命集團體,並以「驅除韃擄,恢復華夏」為宗旨,以原三合會頭目鄭士良為負責人。

上海基地的建立

  在興中會成立後,孫中山決議上書李鴻章以薦改革之道,途中認識留美回國兼具牧師、洪幫成員的宋躍如,當時宋躍如經營以印刷基督教書籍為主的華美書館。因宋躍如原即以「福音拯救中國」為職志,故與孫中山談後極支持其以革命方式實踐自由、平等、博愛的基督教價值,其後宋躍如並與孫中山及一些基督徒籌組「少年中國黨」,並以手按聖經為立誓方式。往後宋氏成為孫中山革命幕後最大的支持者。

  孫中山於天津上書李鴻章,發現中日戰爭前夕,朝廷仍大肆慶祝慈熙萬壽,導致孫中山對滿清政府全然絕望,轉而全力投身革命。孫中山自天津歸回後決前往檀香山尋求當地華人的支持。

檀香山興中會的創立

後來孫中山於檀香山及香港先後成立興中會,成為第一個近代民主政治性質的革命團體,其中領導指其活躍份子多為基督徒。

革命的鼓催

1894 年孫中山選擇回檀香山鼓催革命,主因檀香山遠離中國、為孫中山熟悉地方多有同鄉、教會及同學,且政治意識較濃。但反應多為香山人及基督徒,狀況並不理想,其因為「風氣未開,人心錮塞」。

最早參加興中會的基督徒

  基督徒華僑對皇朝較疏離,又因基督信仰不會固守於儒家忠君觀念,又有基督信仰所提供一更高理想,故較易支持革命活動。據孫中山《建國方略》,當時檀香山籌組革命只得大哥孫眉及基督徒鄧蔭南願傾家支持革命。而銀行員兼報紙記者何寬、香港巴色會第一位客家籍牧師李昌、華人社區及教會重要份子鍾宇等基督徒多為早期參與革命的主力。

興中會成立即基督教色彩

  1894 年 11 月中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成立, 會中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及「驅除韃擄,恢復中國」為宗旨,孫中山為總理,會中決議取廣州為根據地。此會入會盟誓是以「創立合眾政府」此等基督教理想,而非傳統秘密會社的「復明」。以後洪門等秘密會黨入會多也改變原「復明」目標,轉而為「創立合眾政府」,此為基督徒革命者對會黨「反清復明」種族主義的改造。中興會入會手續拋棄秘密會黨迷信色彩,而以基督教儀式代之,其後創立的革命團體多也仿效如此。

                      sbear筆記

第六章:興中會的起義及失敗

興中會第一次起義及失敗

  檀香山興中會的設立和以往在香港. 廣州等地革命志士的集結不同, 興中會不但是凝聚和招攬同志的團體, 同時也是發動起義的行動組織. 他們組織成形後及著手策劃起義並回國部署.

起義的準備

  檀香山興中會正式成立後孫中山和一些志士策劃起義,計畫到美洲向華僑尋求經濟支援,此時收到宋躍如的來信,指出日軍佔領東北,中日交涉清廷的懦弱腐敗引起民心激憤,為發動革命不可失之機,孫中山遂與同志先後返國.

  孫中山至上海與宋躍如會面並決定襲取廣州為根據地,抵達香港後決定以香港為集結志士和起義的基地,於是在此成立興中會.由於香港是孫中山所熟悉的地方,早年在同學朋友中鼓吹革命就有積極的回應,亦曾在此結交願意投身革命的同志,且香港距革命目標廣州很近卻不屬清政府領土,這些造成成為適合搞革命的地方;而澳門雖也距廣州很近,屬葡國殖民地,孫中山亦曾在此行醫,但此地多為傳統式地方士紳,態度保守,不願支持革命.

  首先要找陳少白,孫中山與他會面後,回香港租了中環士丹頓街13號為革命基地.陳少白繼續奔走,找尋舊同志並物色新同志,鄭士良.陸皓東.區鳳墀先後加入這個新組織.另外,孫中山為新組織法律及外交事宜邀請香港西醫書院老師道濟會堂的何啟幫助,其他基督徒參與組織的有輔仁文社社員.另外參加新組織的非基督徒有與孫中山陳少白並列四大寇的楊鶴齡和尤列.此外亦有基督徒商人醫生加入並助餉款,另外也招攬一些三合會中人.

  各路同志招集後,1895年2月21日共聚在士丹街會址成立香港革命組織,計畫重陽節於廣州發難.香港興中會的入會儀式仍比照檀香山,舉首向天宣誓"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鑑察".其中的神明仍是指基督教的上帝,因為這次香港興中會最初參加的人,基督徒佔大多數,較檀香山的更高.

  為避免香港偵查特務注意,公開招牌以"乾亨行"掩護,此名稱出自<<易經.文言>>:"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此"天命"在基督信仰中就是上帝的旨意,他們自覺參與革命是符合上帝旨意,這是很多基督徒的信念.後來許多基督徒革命志士亦曾表達過此信念.

  四.五月間,檀香山百餘人先後到香港入會,實力大增.在基層軍力方面,香港興中會計畫集徵港澳兩地會黨.綠林.鄉團.防營等人力.這是基督徒與會黨合作革命之始,由同是會黨的基督徒所達成.另一方面,當時廣州大量遣散軍隊,招致軍人不滿,興中會趁機招攬,各軍欣然從命願效死力.為了起事後通告各國,要求承認,興中會邀請香港<<德臣日報>>.<<士蔑西報>>等西人共同起草英文對外宣言.

  這次起義領導人員孫中山.楊衛雲.鄭士良.陸皓東.鄧蔭南.陳少白.黃詠商.謝續泰等全都是基督徒,可見當時香港興中會的起義實在是基督徒主導的.

廣州起義的部署

  興中會諸事安排妥當後, 孫中山率領鄭士良. 陸皓東等人赴廣東部署, 他們租用了雙門底王家祠之雲崗別墅為分會會所, 作為基地. 並採用 " 農學會 " 名義掩飾,

   農學會的開設是區鳳墀建議的, 因鑑於興中會革命力量專倚重會黨等下階層人物, 缺乏社會上層力量, 實力不足易遭失敗, 因此建議孫中山以農學會拉攏社會上層士紳. 農學會主旨以忠君愛國. 君民一體及整頓中國農務, 明顯示要迎合傳統士紳口味.

  然而他們的計畫並不成功, 革命對這些士紳而言, 是有乖倫常的, 連唯一例外肯支持革命的劉學詞, 亦只是想藉革命稱帝罷了. 傳統士紳和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呼召反應冷淡, 以致此次興中會革命大多密謀領導者是基督徒, 但其實此救國革命大業是對非基督徒開放的.

  雖然招攬士紳失敗, 但廣州興中會參加的人數比香港更踴躍; 有各層人士與教會工作人員. 教會工作人員有聖教書樓負責人左斗山和書樓福音堂的牧師王質甫, 他們不但參與其事還將聖教書樓及內中福音堂作為革命機關.

  此外又在鹹蝦張公館設招待同志之所, 炸彈隊即此製造炸彈, 而聖教書樓內的福音堂則用作貯存軍械及祕密文件. 當時衙門不敢隨便干擾禮拜堂, 否則亦引起傳教士抗議, 而變成外交風波.

   攻擊計畫分四路, 由司令領導, 另外設指揮部於十八甫綱紀教堂及雙門底聖教書樓, 為藉教會掩護. 並且教會平時多基督徒出入, 故消息之往來不易被察覺.

  一切準備就緒, 就等待起義之日重陽節來臨, 當日是掃墓之期, 會有大批人回廣州省城, 由香港來會合的幾千名同志可矇混進城. 一場被當時視為大逆不道, 為人不屑的造反正待爆發, 領導這場革命的基督徒抱著救國心志, 憧憬基督教的公正和人道的統治實現於祖國. 這是他們以基督教理想對中國舊政權進行批判的時刻.

第一次革命的失敗

  興中會為這次起義的種種準備和努力怎知還未起義就功虧一簣, 主要原因是內部保密不足.

  原來負責起草起義檄文的會員朱淇, 行動被兄長獲知, 其兄竟在發難前一.二日用弟朱淇名義告發.

  緝捕委員接獲消息便立刻展開偵查, 結果得知真有此事, 又知罪首是孫中山, 但總督仍指示再未有憑證前不能貿然拘捕, 因知孫中山是教會中人, 恐被教會反噬.

  會這樣想主因是當時傳教士以本國領事館勢力為後盾,經常干預有關自己教會華人的訴訟官司, 這其中當然是有他們的理由, 特別是那些法治觀念薄弱, 專事貪贓枉法的昏官污吏, 常因刑求. 受賄以及輕率判案等造成冤案比比皆是. 傳教士自然不願他們的會友在這方面吃虧, 因而造成這種西人常干預地方司法的現象. 孫中山就是在這種情勢下只被監視, 而官府則繼續偵查其他可疑的人.

  孫中山被監視及搜索期間, 經歷一些波折, 輾轉藏匿. 怎知同時, 香港通知廣州, 要遲兩天才能供應機械和人員. 廣州無法即時發難, 只得急急收拾, 各自逃避.

  同時農曆初八, 一批偽裝坭膠運往聖教書樓的槍械被海關查獲, 於是官方不但知道罪首是基督徒, 其他一些牧師亦是逆黨, 教堂也是造反機關. 證據確鑿,官方便派兵搜查聖教書樓, 並拘捕左斗山, 由於一些造反文件來不及毀掉, 亦被搜出. 左斗山被捕後, 所屬美國長老教會博濟醫院院長嘉約翰請求美國領事默喜出面營救, 左斗山因此得以保釋外出. 不就左斗山另設性質相似的大光觀書樓,繼續推廣新學, 並祕密支持革命.

  緝捕委員四處搜捕革命黨, 在其他基地捕獲陸皓東. 程耀臣. 程奎光等人.陸皓東本可即時脫走, 但他折回王家祠要毀黨員名單, 結果被捕. 差役又在碼頭四時多名黨員, 官府得消息, 謂其他革命黨員也多為教徒, 便下令傳教士香便文一起到碼頭辨認緝拿. 香便文關注中國啟蒙且同情革命, 便預先暗中通知有關教徒走避, 興中會人員因此脫險的很多. 各路志士們亦聞風逃遁, 各自離境避禍,一時同志四散, 暫時失去聯絡, 廣州革命組織完全瓦解, 得脫關係及身分未暴露的志士, 仍留在廣州的, 亦噤若寒蟬, 不能有所作為.

  陸皓東. 程奎光. 邱四. 朱貴全等人被捕後, 嚴刑審訊, 個人直認不諱, 其中陸皓東的供詞極其慷慨激昂, 痛斥滿人政權腐敗, 誓要光復漢族, 說 " 今事雖不成, 此心甚慰, 但一我可殺, 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 ". 衙役多方用刑始終不肯供出同黨身分, 並說 " 我肉痛心不痛, 汝耐我何 ". 陸皓東是基督徒, 屬香港綱紀慎教會, 審訊後, 美國領事默喜亦前往搭救, 但縣署拿出陸皓東的供詞, 證據確鑿, 營救陸皓東便告失敗.

  其他被捕人員有些供認為傭工, 又無具體證據, 結果被釋, 但除了陸皓東外, 亦有一些基督徒此役中徇義, 而逃脫的黨員亦被懸賞通緝. 中國第一次具民主性的革命行動至此完全失敗. 此役發生於干支乙未年, 故又稱 " 乙未之役 ".

失敗後基督徒革命者的遭遇

  "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 當興中會密謀被揭露, 人員四處奔逃時, 被一般人咒罵詆毀, 相識者則斷絕關係. 士紳階級更一致反對無一同情, 廣州曾參加農學會的士紳更深恨被孫中山所騙. 自乙未之役失敗後, 官書報紙皆稱孫中山為 "孫汶 ", 即視為與強盜同等. 可見志士失敗後, 成了被社會鄙棄的小群.

   不過對基督徒革命者來說, 除了這些社會壓力之外, 還要面對教會的排拒.雖然這場革命運動有教會牧師信徒支持和參與, 但也有部份牧師不認同. 密謀洩露後, 在華西人包括傳教士和中國官員一樣, 就聯想到這動亂和太平天國的變質信仰類似. 一些教會和傳教士對基督徒革命失敗者也採取劃清界線的立場, 原因不但是為了信仰是是否正統, 更是為著保有傳教機會和教會安全.

  孫中山等基督徒志士一方面被社會和教會排拒, 另一方面更現實的問題是他們無法繼續在香港立足. 事發後, 兩廣總督要求港府逮捕孫中山等人遣返中國審理, 港府拒絕, 不過為避免兩地政府關係惡化, 便在 1896 年 3 月當孫中山不在香港時下令遞解孫中山出境, 五年內不得回港.

   基督徒領導之第一次革命完全失敗, 同志四散, 親密戰友陸皓東殉國身亡,廣州乙未之役以孫中山. 陳少白. 鄭士良三人的集結開始, 亦以他們相偕逃亡結束. 其他志士也只得各尋安身之處. 他們為了救國大業都付上了極大的代價.

                      jys筆記

第七章:革命力量的重整

  興中會第一次起義未出師就告慘敗,革命組織因同志四散而瓦解,但 孫中山先生仍抱著革命力量的重新組合是必然的心態,於是一方面重新聚集舊同志,一方面招募新人,使得革命力量比以前更強大。

  這次革命力量的重整大致兵分兩路,一路是以孫中山、陳少白、鄭士良為首,另一路的重心人物則為鄭蔭南和宋居仁。在同一的起義當中,分別負責兩地的活動,而又彼此策應,這就是1900年庚子的惠州之義和廣州的謀炸督府之義。 失敗後,這些革命領袖各 * 在不同地方,準備再起;孫中山等人逃往日本,立刻聯絡華僑組織興中會。鄭士良返港重新召集餘眾,聯絡會黨,設立機關。陳少白在橫濱、東京等地聯絡華僑,並試圖在日人中鼓吹中國革命。鄭蔭南逃至香港轉赴檀香山做工。宋居仁、揚衢雲等人亦在不同地域鼓吹華僑革命。

革命力量的重組:海外華僑

  1.橫濱興中會的成立:

  (1)過程:孫中山、陳少白、鄭士良三人離開香港,逃亡至日本時,巧遇李紀堂等基督徒,而到了橫濱,當地僑領等十餘人在孫中山、陳少白主持下,成立了橫濱興中會。雖然這個新成立的革命團體早期成員基督徒不多,但卻具有主導地位。

  (2)發展:新成立的橫濱興中會會務發展很差,原因一是因為旅日華僑風氣閉塞,「聞革命而生畏」,這一些會員都害怕有所連累,甚至會長馮鏡如也有此顧忌而表現的不夠積極。另一原因則是部分會員對孫中山的革命未有深切認識,經濟支持不夠;以及留在當地的陳少白不善交際,未能影響更多僑民支持,結果興中會名存實亡。直至後來有一些基督徒因拒拜孔子而與維新派對立,而聯合興中會的人另起爐灶後,革命力量才因此而有較大的凝聚。

  2.忠和堂的成立:

  (1)過程:由於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首的維新派勢力日強,並將1897年陳少白等人籌組的「東西學校」,改名為「大同學校」,使其成為維新派及後來保皇勢力的大本營,於是興中會的力量更日益衰弱。

  1898年光緒皇帝依維新派建議下旨變法,令維新派得勢,所以有很多人依附維新派,甚至包括興中會的部分會員。當時橫濱一些工人和小本生意的商人,因不滿維新派的專橫,而組成航海工人俱樂部。不久香港興中會會員尤烈幫助重整俱樂部。尤烈原是洪門中人,曾在香港組織過有革命性質的三和會,名叫忠和堂,因此尤烈便將此俱樂部改命為忠和堂,以示關帝忠義精神,同時以反清復明為口號。這個俱樂部因尤烈的參加和興中會聯繫了起來,給正在衰弱不振的革命力量一種加強劑。

  (2)改革:由於忠和堂拜關帝,被人斥之為怪誕迷信,基督徒亦聞之卻步。於是受此打擊的忠和堂便邀請陳少白當顧問,改革忠和堂。陳少白改變此組織的草莽色彩,,將”忠和”改為”中和”,並主張闢除迷信拆去關帝神像,也因此加入了許多基督徒,以及一群較有教育和學識人,中和堂的素質和形象因此提高,並且和革命黨人關係日深。基督徒革命志士將革命意識帶給華僑中和堂就是一個例子。

  3.華僑學校的成立:

  由於大同學校為擴展孔教信仰,規定老師和學生每逢禮拜天要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禮,此事引起華僑基督徒的不滿,漸漸和維新派疏遠,爾後興中會、中和堂的部份基督徒,聯合其他基督徒華僑另創「華僑學校」。透過興中會、中和堂和華僑學校,革命派有更多的基督徒支持和參與,在日本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倫敦遇難及其影響

  孫中山往英國時,打算與香港西醫書院老師康德黎等人見面,途中被清使館人員拘禁,欲把他暗中遣回中國。後經康等人奔走營救,驚動英政府外交部及警方,清使館才被迫將他釋放。

  這件事情所造成的影響是:

  (1)信仰的進一步經歷: 在被拘禁的險境中,孫先生在恐懼絕望堭岫閉餖咧D神拯救,而當脫險後,孫先生回憶這一過程說道:「自云此禱告有應,蒙神施恩矣!」這次的經歷加強了他對基督信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

  (2)吸引廣泛的注意:這次事件亦使孫中山先生成為國際知名人物,也引起海外人士對孫先生的支持和同情,雖亦有人持嘲諷態度,但到底是引起了國內外界廣泛的注意,同時也吸引了一些外國人加入了這個革命集團。

日本同志的結集:

  1895年12月陳少白因友人介紹在日本結識了宮崎寅藏,而當1897年寅藏又在香港和平山周會合,平山周亦是一個很關心中國革命的日本人,爾後,二人在香港的道濟會堂中找到曾參與廣州起義的興中會會員區鳳墀,區對他們二人積極的談論革命救國事業,並坦誠招待他們,如此熱烈的態度令寅藏和平山周感動不已,並加強了他們對興中會革命的認同。

   

  寅藏和平山周返日後,與孫中山先生相遇,在會談中,孫先生用人道主義以及共和理念激勵他們,觸動了寅藏胸中的理想,因寅藏早年亦曾受過人道主義政治思想的薰陶,也曾是基督徒,並加入公理會,而公理會會眾制的民主精神更加強了他對自由和民權的信念。

    

  孫中山和興中會其他基督徒革命者的救國事業,其實也就是基督教信仰和愛國主義結合的結果,這與寅藏的背景相似,於是寅藏和平山周便決定召集更多的日本志士,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形成了中國革命的日本人集團,在以後革命中擔當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基督徒和會黨的合作:

   

  鄭士良原為三合會會黨頭目,後招募更多黨員成為惠州之役的主力。

  爾後陳少白亦加入,被封為”白扇”,是會黨堛滬x師,有設計指揮之權。

  此次聯絡會黨較以往大規模而且直接。事實上,在洪秀全太平天國時期,中國南方會基於廣州起義的失敗,以及招募同志的困難,孫中山愈覺借助會黨力量的重要性,雖然兩者的信仰不同,但在推翻滿清異族政權一點上是一致的,在這個大前提下,基督徒可以和會黨合作,不僅未見有什麼衝突,反而見到會黨願意在宗教儀式上遷就基督徒,亦甘願受基督徒的領導,去進行民主共和的革命。

  黨就有與基督徒合作的經驗,而這次興中會的招攬會黨,會黨亦願意接受興中會領導人的指揮,可惜的是會黨派系太強,意見常歧異,導致在以後的起義領導上無甚表現,也就是說當時在二者之中,基督徒常做領導者,會黨成員在基督徒的領導中進行民主革命。

廣州基督徒志士的結集:

 

  乙未事件發生後兩、三年,廣州風聲較鬆弛,宋居仁就約鄧蔭南回廣州,以基督教書室「志道書樓」作為基地。運動初期以基督徒為招攬對象,第一位招收的為蘇焯南,其次為黃大漢,後再經祕密召集,不少基督徒亦加入。

  主要成員中較顯著的有:練遑成,巴陵會教友;黃福,長老會三支會會友;李植生,是三合會前輩,又是巴陵會信徒,善於化學和製彈藥;另有胡心澄、胡心泉兄弟,二人均是天主教神父。而這些投身革命的基督徒,很多是以主內教友關係,彼此引介加入興中會,連同舊有興中會會員,在廣州教會界形成了一群「教會革命同志」。爾後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在廣州成立「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於是鄧蔭南就將興中會從志道書樓移至那裡的會址中。

史堅如:一個熱血的基督徒革命者

  史堅如出生於書香世家,但對中國經籍大多無好感,只喜歡兵法、歷史、地輿的書,特別是史書,從史書中他領略政治得失及治亂之理,對他後來革命的投身有潛在的影響。他亦受儒家尚義精神的影響,形成他不惜捨生取義的性格。也因此我們可以在他的革命事業中看到基督教人道主義思想和這固有的儒家尚義精神的相容。

  在中國的亂局中,他不打算擁主一個英明的國君,而是要設置民主政府,代替專制的政權。而後廣泛的接觸西學和基督信仰,使他眼界大開,而於1899年受感成為正式的基督徒,同時並致力於革命,並主張革命和基督教救國。他在1899年在香港與宮崎寅藏談及他革命思想的來源說:「我是耶穌教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的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好兒女,所以對弱肉強食的現狀極表厭惡,想要闡明自由平等的大義。」由此可見其革命心志。

  史堅如從不以現狀為滿足,不斷的實行革命理想,且親身跟隨孫中山,投身於正式的革命實際行動,為了一伸其胸中理想,竟於謀炸兩廣巡撫之役殉國。他革命的事蹟實在是抱有基督教理想而投身於革命的基督徒的偉大典型。

                      diane筆記

第八章:興中會第二次起義及失敗

  這次起義是在1900年緊接庚子拳禍、八國聯軍入京以後,起義地點仍在廣州,計畫將軍力分置廣州和以東的惠州兩路,雙方策應,攻下惠州之後,然後分兵直攻廣州。第一路由鄭士良在惠州直接領導。第二路廣州地區則由鄧蔭南領導。另外孫中山又派陳少白到香港,創辦革命報紙「中國日報」,並在港設置革命機關,而這次起義可說是由基督徒領導。

革命的形勢和佈署:

  1.中國的情勢:北方處於義和團大殺洋人、滅洋教進入如火如荼的階段,大量傳教士、中國神職人員和信徒被殺,教堂被燒毀,甚至圍攻使館,攻擊一切和洋人及基督教有關的事物。而南方的基督徒正努力的結合力量,要拯救整個國家民族免於衰頹,因為唯有推翻始作俑者的滿清政權,基督教受迫害的問題才得以解決。畢竟革命黨人不認為中國人是排教的,一切的排外均是滿清的罪行。

  2.革命的佈署:惠州一路由鄭士良、黃耀庭、黃福等人,結合當地十縣的會黨和綠林,始其連成一陣線,由鄭作總指揮,使他們在這次戰役中成為精銳的部隊。廣州方面,在鄧蔭南領導下,各同志亦著手個人參與起事的計畫,例如:練遑成夫婦在藥房行醫賣藥,實則為革命祕密機關活動;吳義如負責聯絡軍界和綠林;宋少車則召集其餘各界人士。另一種佈署則是窺探地形,觀察要隘,以及刺探軍情,此職責由吳義如擔任。

  這些起事準備的任務,主要是基督徒擔任,而整個廣州起義的總司令是鄧蔭南,參謀是李植生。在佈署的同時,正值八國聯軍之戰。

惠州之役

  十月六日,各方佈署成熟,鄭士良正式起兵。到處破清兵、繳槍械,甚至有不少軍人和地方勢力投誠,不到半個月,惠州十州縣地方已有六縣為革命軍所佔據。此次的軍隊不但戰鬥力高,而且很有紀律,所經之地對民眾毫無所犯,故被稱為”仁義之師”。另外由梁慕光和李植生所率領的博羅軍起兵卻告失敗,因清兵強力支援,在寡不敵眾的情勢下只好宣布解散。

  此役最後仍舊失敗之因,是由於購買軍火的日本人中村彌六吞佔款項,軍火供應無著落,同時因日本更換內閣,下令禁止台灣總督玉源太郎支持中國革命,於是彈藥淨盡,不得不解散軍隊,但在港英當局的同情與幫助下,革命軍得以安全撤退。惠州之役失敗後,清政府下令通緝鄭士良,因此在翌年八月七日鄭士良在港被人下毒暗殺,一位基督徒名將就此身殉。

廣州的響應

  惠州之役失敗後,許多人因為害怕惹禍上身,結果臨時脫逃,使得原先計畫毀於一旦。於是史堅如等人改變計畫,決定謀炸當時任廣東巡撫兼兩廣總督的德壽和將軍衙門等重要機關。雖惠州之役的消息傳至,卻不滅他們的士氣,反而更加的積極。

  這次計畫在人手配置上,炸撫署由史堅如和蘇焯南負責,將軍衙門由黃福和五叔等執行,另一路謀炸目標是提督鄭潤才,是由李植生佈置。結果三個地方只有撫署才成功的埋藏了炸藥,其餘因佈置不及而作罷。

  十月二十七日清早,他們將炸藥信管埋妥後,計算約一小時後引燃,怎料他們在赴港的輪船上等了一個多小時仍未有動靜,於是史堅如下船查看,發現藥引點不著,便重新安置,結果雖引起爆炸,旦只炸毀了幾間民房和撫署後院圍牆,爾後史堅如因不死心的不斷赴現場打探消息而被補。謀炸巡撫失敗後,其他各處之士則解散,各自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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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大明順天國的發動原因及醞釀

  這次起義是由興中會庚子起義失敗的餘緒激發而起。李紀堂因庚子起義失敗而心有不甘,又鑑於國內人心漸變,事有可為,因此在香港屯門開設一個農場,提供作興中會革命基地,又積極留意再次起義的機會。適逢身兼興中會、三合會會員的謝纘泰,為替因惠州之役被廣州政府殺死的好友楊衛雲報仇,太平天國遺臣洪全福(為三合會首領)欲重振太平天國,三人便因意向相同而時常聚首,討論革命事宜,李紀堂並為革命加入三合會,遂形成有三合會背景的基督徒的領導核心。

大明順天國的參與份子

  參與份子幾乎都是基督徒,且大多參與三合會、興中會。他們因受過西方基督文明的洗禮,渴望以西方文明改造中國。例如被推舉政權成立後擔任臨時大總統的容閎,自幼接受西方基督教育,在美留學,深感美國與中國實況的差異,而興起以文明(包括基督信仰)改造中國的衝動,大明順天國以民主為訴求的政權性質,正切合其原本的理想.

  而基督徒又以德籍的信義宗教會涉入最多,如巴陵、巴色會的教徒,德籍傳教士郭宜堅因同情革命而以傳教士身份為掩護,幫忙轉運革命軍火、信函.

大明順天國政權的形式和性質

  「大明順天國」具有強烈反滿復漢的意味,同時又有太平天國的影子:「大明」,表示以「復明」為目的;「順天國」指「順天應時」,並兼具太平天國「天國」的用法:指人間所建立的神的國度。但其在政權性質上卻完全有別於明朝、太平天國專制政權,主張英美的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國的政權,主張還政於民,由人民選舉總統,並強調人人平等,欲打破中國官尊民卑的傳統。「大明順天國」的政治主張,與參與份子大多受過西方基督文明的洗禮的背景息息相關.這是中國首次具體提出建立民主政權制度的革命團體。

起事的策略

  預定先於萬壽宮埋藏大量炸藥,在壬寅年除夕,廣州群官聚集萬壽宮賀年時引爆,之後再據軍火庫、焚火藥局,內分五路堵清兵,配合外邊線路進攻省城。

事洩失敗

  預定起義的前兩三天,香港警察接獲密報,破獲和記棧機關,搜出含有軍械物資運送路線、收藏地點、收交人員姓名的信件。與此同時,李紀堂向洋行定購軍械,洋行老闆因無法如期交貨竟向衙門告發,而洪全福與梁慕光設法補救而補運的槍械,或被鄉人攔截,或遭滿清臨檢察獲而全數失手。

  隨著起義的曝光,兩廣總督德壽展開調查,廣州的數個據點皆遭破獲,大明順天國的起義計劃慘告失敗!

  這次起義共有十多人被判死刑,部份志士被叛監二十年,當中雖大多是基督徒,但德國領士與傳教士並未干預,主要因(一)造反證據確鑿(二)列強當時為保在華利益,主張「保清反革」(三)德籍傳教士被查出有份造反,自身難保(四)庚子拳亂後,中外為避免教案的產生,訂定有關教士在華權力章程,其第一條規定便是「凡非教案,教士等一概不得藉詞干預」。而這次造反明顯不是教案,傳教士與領事無從干預。

小結

  這是基督徒集團在晚清所發起和主持的最後一次革命,之後的革命雖然一直有基督徒參與、支持革命,但庚子以後,尤其有「勤王」性質的自立軍被破穫後,國人對滿清、革命的觀感有了極大的轉變,革命風氣在知識份子、學生、軍人中日漸興盛,之後的革命都有基督徒參與,但多不是由基督徒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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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兩湖基督徒的革命

  武昌、長沙兩地日知會的基督徒參與兩湖革命,是繼大明順天國後,興中會系統外的基督徒革命活動。雖然大多數的成員為非基督徒,但日知會是基督徒所創辦主持,且是第一個以教會機構名義進行革命的機構。

基督徒與黃興長沙革命活動

  1904 年的長沙革命, 由黃興創辦的華興會發起,並集結了湖南長沙聖公日知會、湖北武昌科學補習所。

  日知會由華人牧師黃吉亭創辦,為一啟發新思想、鼓吹格命的組織。除了提供有關新思想的書報,黃吉亭並在主日講道除宣講福音時,「假基督捨身救世等事為宣傳革命的資料」,吸引多人聚會,並深切影響湖南軍人、學生的革命思想。

  科學補習所是武昌學界的愛國志士所辦,以在軍中宣傳革命思想為目的,對外號稱研究推廣西學,實則進行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

  長沙起義計劃,因事洩而遭清廷的大肆搜捕、並被搜獲科學補習所的參與者資料,屬核心份子的劉敬安、曹亞伯皆因基督徒的身份、藏匿教堂而得以悻免;部份的革命黨人、黃興亦在黃吉亭牧師的大力鼎助下,而逃脫清兵的威脅,黃吉亭的信仰,為他帶來莫大的勇氣,支持他冒生命危險搭救革命志士。

武昌日知會的革命活動

  武昌的日知會由胡蘭亭牧師主持,感於國勢日衰而接受劉敬安的建議,將日知會改組為革命機關。一方面廣招軍界、學界、新聞界、宗教界的人才入會,並吸引許多革命團體自動結束自身組織全體加入日知會;另一方面致力宣傳革命思想:在其閱書報室公開展覽大量革命書報,供人閱讀,除宣講福音外,並有革命演講,吸引許多軍人、學生前來,也有多人因此信教。日知會的影響力由武昌擴張到九江、南昌,各省的新軍也受日知會薰染而頃向革命,孫中山並以日知會作為同盟會在湖北的分會。而日知會之所以能如此成功的帶動革命風潮,得以公開展覽革命書籍、鼓吹革命思想,實得歸功其為教會組織所擁有的特權.

起義失敗及結果

  1906 年劉敬安等人欲策劃在武昌起義, 不料開會時秘探潛入當中,再一次革命事洩,不過因涉及美國教會與外人,湖廣總督不敢冒然行事,僅暗中搜集資料,以備將來破案對外交涉之用。 1906 日知會策動江西萍鄉和湖南醴陵會黨的聯合起義失敗,張之洞開始大肆捕殺黨人,劉敬安在內共有九名日知會會員被捕,衙門並擬出第二批黑名單.

  幸而聖公會的西洋傳教士見自己教會同工、信徒被捕或被通緝,再加上他們一向同情革命,於是展開營救的行動,使劉敬安等九人免受死刑、也取消了原訂的第二批緝捕名單。

日知會的影響及重要性

  (一)日知會雖破,但其蘊釀的革命風潮未曾稍減。其會員紛紛另立名目重組各種革命團體,也預備武昌起義成功的必要條件。

  (二)日知會改組之初以舊日科學補習所會員為骨幹,解體後其會員又紛紛成立革命團體,其在革命史上具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

信仰與救國

  對基督徒革命者而言,基督信仰與他們救國行動有密切關聯,不僅帶給他們救國的理想,也賦予他們參與革命的力量,例如日知會被捕的劉敬安,在獄中備受嚴刑酷罰,但信仰幫助他超越了眼前的苦楚,支撐他在獄中傳福音,繼續連絡外界進行革命。又如張純一在接觸基督教後,發現基督教獨有的犧牲利他精神有助救國,而受洗加入,在當時諸如此類的例子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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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晚清的革命契機:

  中國在整個十九世紀原不具備革命的條件,現實的條件只能發生叛亂及改良性質的改革而已,然而,因著基督教這個因素,使愛國基督徒抱著基督教賦予他們的理想和勇氣,與中國政治和社會現實相碰撞,產生了革命,並突破中國幾千年傳統帝王政治的格局,進行最徹底的政治改革。而這些信奉基督教的愛國主義者,就成為中國革命史的肇始人。且這樣的革命,更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現象!

二、邊緣人物--革命的基督徒:

  在革命活動早期,所參與的人物並不全然是基督徒,還包括小商人、工人、受過西法訓練的軍官、新式知識分子、華僑、會黨等,這些人和基督徒一樣,在意識上都是沒有太多受傳統中國的羈絆,也都屬於主流社會的邊緣人物。而在基督徒革命者的開導和鼓勵下,革命意識開始凝聚和結集。

  革命行為起初是被士大夫和主流新式知識分子所不屑的,甚至被當時的一些人指為大逆不道。興中會以及以興中會基督徒為主要份子的大明順天國,就在此孤獨、不利的情勢下發動了革命,突破了中國數千年朝代遞嬗的規律,以及當時政治社會改革的侷限。從興中會到庚子後兩三年的大明順天國的革命,革命起義都全由基督徒發起和領導,每一次都得到教會和教會人士的支援,事敗後都有傳教士出面營救基督徒志士,每次也都有基督徒殉難。大明順天國之後,革命浪潮風起雲湧,革命事業也不再由基督徒所獨佔,這樣一來,基督徒革命者也不再被國人鄙視和排拒。而兩湖基督徒在日知會的活動,依然在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成為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力量的來源。

  基於這段早期革命歷史的基督教因素,基督徒革命者,在中國民主革命事業中的起源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三:民族責任感的催化劑--基督精神

  由歷史證明,成為基督徒並不會失去中國人身分的意識和對祖國的責任感,反而所信奉的基督教信仰更進一步的加強了他們對民族的責任感。基督徒信教後不但仍保持愛國的民族本位主義,又因信仰基督的緣故,在思想上加上了新的價值觀和理想,使得他們在面對中國現實處境時,形成了批判思維,特別是信仰中的上帝比一切超越的觀念,使他們比一般國人更清晰的發現君主的非絕對性和平凡性。

  對基督徒革命者來說,基督教的價值和理想是拯救祖國的良藥,同時也抱著將基督教理想和價值在中國實現的願望,希望能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人民得以脫離黑暗和愚昧,從而過著幸福的日子。

  基督教福音拯救的觀念,也強化了基督徒革命者面對祖國危機時所揭發的救國衝動,福音的拯救觀念把他們推向實踐,因為福音的拯救不只是一個觀念,亦兼具有催促觀念持有者去行動的動力。對他們而言,這種行動一如耶穌救人,是本於無私博愛和犧牲精神的,這種精神成為他們革命道德和勇氣的支柱。且對基督徒革命者來說,在革命中暴力是實現無私的愛的拯救的必要手段,愛和暴力兩者並不衝突。

  基督徒革命者雖出自教會,但革命本身並不是教會運動,而是教會中信徒的救國運動,早期革命者在社會上僅能得到教會人士的幫助和掩護,而教會也確實是基督徒革命者可以得到支援地方。其中一些基督徒在革命中傳道,又在傳道中革命,他們總念念不忘福音會帶給同胞的好處。

  總而言之,無論是否受到國人的疏離或排拒,這群基督徒永不放棄對國家民族的關懷和責任,甚至將鄙視他們的士大夫當作是拯救的對象。而這種一廂情願的去拯救祖國的革命,是基督徒革命者自願的抉擇,畢竟他們的革命事業是內在價值決定外在的發動,內在基督教價值造成了革命救國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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