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不同地域的激進左派恐怖主義電影

——《納達》(法)、《再見,長夜》(義)、《九月的某四天》(巴西)

陳韻琳

  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學潮,以及隨後應運而生的工潮,其左派觀點不僅影響到法國本地政權,更全面牽動了某一段時期的歐洲歷史(以義大利最為明顯),但七零年代下旬之後,左派思想慢慢的日漸溫和,開始往資本主義方向修正,以資本主義為主、社會主義為輔的安定社會,成為最大多數人的想法,因此最激進、支持暴力革命的左派思想失去了溫床,成為社會邊緣人,不再能主導時局。

  法國導演Claude Chabrol於1974執導的電影《納達》(NADA),和Marco Bellocchio於2003年執導的《再見,長夜》(Good Morning,Night),這兩部電影,都以綁架人質、甚至不惜撕票,作為革命暴力的手段,意圖搖撼日漸穩定下來的社會。

  電影《納達》,在一開始運作綁架計畫的「納達」組織時,已看出他們遊走邊緣、不被社會支持的現實局面,甚至組成份子中還出現對革命暴力失去信念的搖動,會參加組織,只是基於友誼。

  他們按計畫綁架了,但是並沒有搖撼到社會,官方一開始就決定了根本不談判、全面撲殺的立場。這群年輕人所綁架的、代表帝國資本主義的美國大使,並沒有讓官方緊張,因為他們知道只要進行撲殺,「納達」組織一定會刺殺美國大使,這正好可以讓原本是法國內部的社會問題,變成是國際性問題,一旦美國出面譴責暴力,法國官方對撲殺行動,是更站得住腳。

  所以「納達」是徹底地情勢不利,這始料未及,更凸顯革命暴力的激進左派的失勢。他們失去了一九六八五月「理想主義」的光環,成為攪擾社會秩序、使社會不安定的元素,是官方堂而皇之要撲滅的渣宰。當然,最後參與計畫的六人被撲殺,還被安置了「刺殺美國大使」的罪名,他們死於罪犯,而非烈士英雄角色。

  《再見,長夜》,是描述1979年,恐怖份子綁架基督教民主黨黨主席,最後並將之刺殺的事件。在這群恐怖份子無產階級執政的理念下,基督教民主黨成為墮落腐敗的象徵,因為他們走中間溫和路線,主張和平改革,而且戰後一直由該黨組織一黨內閣或聯合內閣,坐擁權力的核心,所以恐怖份子認為綁架黨主席,對社會有警示作用。他們要求釋放主張暴力革命因而被抓的政治犯,否則就會刺殺黨主席。

  但他們預期的震撼彈在社會並未引爆,他們發現群眾並未將他們視為英雄,反而是視為殺人犯。官方、包括教宗,都堅持主張恐怖份子不能談條件,唯一的選擇只有無條件釋放基督教民主黨的黨主席。只是教宗加上了謙卑的用語:「我跪著請求你們。」

  在這長達五十五天與基督教民主黨黨主席相處的過程中,黨主席溫和、忍耐的負荷著命運的未定數,並堅持社會需要的其實是平和與愛,而非階級仇恨。黨主席甚至視自己為一個基督信仰的殉道者,他問這群恐怖份子:「你們作這一切其實也是基於一個信仰前提,你們信仰的是什麼?」

  的確,這群恐怖份子進行綁架是為了「信仰」,當恐怖份子們內部開始出現對既往激烈左派觀點的質疑、也對黨主席出現了情感上的同情憐憫時,領導人努力以他們篤信的「信仰」,堅持住恐怖主義的價值與意義。領導人強調的是:真正的人道不能站在對個人的同情理解之上,而是得站在對工農階級的同情理解之上,只有解放了這群窮困的階級,社會才會獲得真正的人道。

  在這恐怖主義團隊中,對自身開始起懷疑的,是假扮夫妻遮人眼目的一男一女。男的眼見黨主席不斷寫遺書給他所有的家人,開始想念起自己的未婚妻,也質疑起為恐怖主義犧牲未來是不是真的值得?女的則是從黨主席寫的遺書,聯想到自己正在看的一本書「政治犯死前的遺書」,只是這本書中的政治犯,全犧牲在法西斯的執法下,而他們用之對抗法西斯的左派理論,卻促成黨主席成為殉道的政治犯,使黨主席也書寫遺書,他們彷彿是在重複著錯誤的歷史,而不是推動歷史往前走。

   電影敘事特別側重了恐怖主義團隊中的唯一女性。她內心情感世界,與促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怖主義理論,激烈的交戰著,以致於她經常夢見這文質彬彬、溫和忍耐等候裁決的黨主席,她甚至夢見自己想辦法偷偷釋放了黨主席,以夢境來平衡自己醒時內心的衝突與交戰。

  夢中營救的過程,她第一次因門口站了大群警察,她必須保護自己不被抓,不得不撤退,第二次則是夢見她在晚餐中下了藥,又偷偷開了門鎖,因此夜半恐怖份子包括她全熟睡了,黨主席輕而易舉出門,奔向自由。

   但真正的結局卻是恐怖份子們趁女人熟睡時,槍決了黨主席。

  夢與真實的落差,不僅象徵著激烈左派恐怖主義理論與社會現實上的巨大落差,也暗示著反抗以暴力革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承認這所謂的「大人道主義」是錯誤的,在這群恐怖份子當中,需要何等大的勇氣。

  相較之下,巴西導演Bruno Barreto於1998執導的《九月的某四天》(Four Days in September),儘管一樣是陳述1969年恐怖主義份子綁架美國大使的過程,卻可對襯出南美長期處在軍事獨裁政權底下,動則撲殺左派勢力,並嚴刑拷打政治犯,使革命的暴力的激進左派,反而得到民間有志之士的尊敬,視他們為勇敢的理想主義者。

  巴西這樁發生於1969年、綁架美國大使的事件,一開始就陳述出規劃這樁綁架事件的無奈,因為極權軍事獨裁下,根本沒有新聞自由,所以政府拘捕異議人士嚴刑拷打,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情,遑論國際,所以這秘密組織打算透過綁架美國大使作為釋放政治犯的談判籌碼,並引發國際間的正視。這綁架行動,參與者幾乎都是知識份子,是熱情澎湃充滿理想的年輕人。

  當綁架成功,美國大使與這群年輕人短暫四天相處,電影敘事平淡卻不乏感力地著墨年輕人與美國大使之間的情感。這群年輕人非常希望政府能答應釋放十五名政治犯的要求,這樣他們就不用殺美國大使,他們內心深處是一點都不想殺人的,但他們全無把握政府會做出怎樣的回應,這也意味,他們不是沒有可能將成為殺死美國大使的兇手。

  但這四天相處,他們卻也無法避免的跟美國大使因互動產生感情。儘管他們痛恨美國為阻止馬克斯政權勢力的擴大,暗中支持巴西的右翼軍事獨裁政權,但美國大使終究是無辜的,他基於大使職責,當然得跟巴西官方維持友好關係,而他美國大使角色賦予的象徵性,也使他很無奈的成為恐怖份子的目標。

  在這四天中,他們更多的看到這大使不過是個平凡的老頭,他代表美國,盡可能為美國爭取尊嚴,可是他也是個怕死、想跟妻子重逢的普通人。年輕人正看見他這平凡面,開始體諒他,盡可能不讓他受苦,甚至帶著頭罩監視他時,還跟他暢談人生理想。他們既是綁架者與被綁架者,是不久以後很可能成為的兇手與被害者,但他們也慢慢發展成為朋友。

  一天夜半,因敲門聲一陣慌亂,負責監視美國大使的年輕人將槍口貼住美國大使的太陽穴,使美國大使從熟睡中驚醒。事後發現只是虛驚一場,年輕人說:「沒事了。」美國大使答:「你剛剛拿槍抵住我太陽穴,讓我從夢中驚醒,怎麼可能沒事?」年輕人再三的道歉。然後大使等房裡只剩下年輕人時跟他說:「現在我需要你幫助,剛剛我尿失禁了,我需要去廁所,但請你不要告訴其他任何人我去廁所的原因。」於是年輕人攙扶著戴上頭套的大使到浴室,等大使一人在廁所裡,大使像個可憐老人一般坐在馬桶上,為剛剛的驚嚇與尿失禁的受辱感啜泣。
  
   這一段敘事的非常深刻,把美國大使與年輕人之間必須出現這麼矛盾的關係的無奈,徹底地呈現出來,也更凸顯出軍事獨裁政權,是如何的逼使溫暖有熱情有理想的年輕人,非得走上冷酷的恐怖主義。

  電影中年輕人因半夜叩門聲便慌亂的連頭套都沒帶,就衝向大使身邊,以致於徹底暴露自己的身份,也看出他們除了滿清熱情理想,但就對抗政府的角色,他們缺乏經驗與歷練。相較之下,年齡大、老成、有很多戰鬥經驗的領導人就冷靜很多、也冷酷很多。他們已經知道組織謀略,也知道控制感情的重要,他們不僅提醒年輕人不要跟大使互動,更希望戰友彼此之間不要產生過多的私人友誼,一切情感的生發,都應立基於革命,因為他們知道,遲早他們得為了任務,必須拋棄受傷戰友,也知道私人友誼一旦發生,就會渴望更多的彼此認識,這會造成一旦被抓,刑求時會供出太多訊息。

  電影最後是讓人嘆息的。儘管這次綁架大使,最後是成功換得了十五名政治犯,也讓大使平安返家,但他們卻從此成為通緝犯,過著不能彼此聯絡、四處藏匿的日子。最後,他們還是一一被捕獲,被刑求。他們的入獄,又激起另一批恐怖主義者,這批恐怖主義者綁架了葡萄牙大使,成功的交換他們出獄,並促成他們到國外尋求政治庇護

  電影結束於特寫這些出獄的年輕人,我們看到的,已不再是當年的他們,在刑求、屈辱、受虐的過程,他們所有的熱情、理想、年輕的特質,都被耗損殆盡,他們已枯乾、再無生命光彩。

  這樣的結局是很驚慄的,既道出軍事獨裁政權與恐怖主義的環環相扣、永無休止的循環,也道出暴力刑求對理想主義者的摧殘,還道出恐怖主義者勢必得冷酷冷血,那背後的無奈。


回【議題電影】 回【趨勢文化與人性】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