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影片—慘白的再現，艱難的對話 | 文／朱旭彬 |
一、
 他是一位被冠以「當代歐洲最具獨創性、最有才華和最無所顧忌的電影大師」，他被認為是開創了電影藝術中「道德焦慮派」的高峰時期，他就是波蘭電影大師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他舉世聞名的電影作品《藍、白、紅》和《十誡》我都已經有收藏了，可是我還是束之高閣。那份虔誠和尊重讓我還不能輕易地去看它們。儘管很多人說沒有看這幾部電影算不上喜歡電影，可是我寧願背著這樣的名聲。我總覺得自己的觀賞高度還沒有這麼高，我甚至擔心自己一絲對於電影的曲解都是對他的玷辱。就像我儘管下了很多次決心可是我始終無法翻閱《追憶似水年華》一樣。不過我想我會看的，至少我在努力得企圖能讀懂他的電影，今天就是這麼一個嘗試。他拍攝的第一部長片《傷疤》DVD沒有在溫州家裏，在溫州的是他第一部享譽歐洲的《殺人影片》。
二、沒有悲愁，也沒有生動和含蓄。
這就是死亡，影片開始表現的死亡氛圍就在這座建築旁邊，一堆黃泥水中老鼠的屍體浸泡著；鏡頭朝向黃暈色的天空，樹幹上掛著一隻貓的屍體，它是被吊死的。攝影師史羅梅艾斯厄卡用綠色濾鏡創造了一個死亡的世界，水中的和空中的。也許是貓咬死了老鼠，結果它也被吊死了。看過影片後許久，我才想起來了，計程車司機馬里安被害後是被兇手錫克拖到了河中，而錫克也被像貓一樣的處以吊刑。我不清楚導演是否用這樣生物界中食物鏈的方式進行一種電影的暗語。這個世界弱肉強食，而主宰生命的是否就是背後的黃雀？電影中的黃雀，對錫克處以死刑的正是強大的國家機器。
「法律是起阻嚇作用的，它通常是不公正的。」
可是我們拿什麼去奢望完美的公正？
錫克是分三次行兇過程才殺死馬里安的：第一次是錫克用預先繞在手上的繩子套住坐在駕駛員位置上的馬里美的脖子企圖勒死他；在他試圖掙扎的時候錫克用鐵棍猛砸他的頭部導致他昏厥；在拖他的身體去河邊的時候，馬里美又可是醒過來，於是錫克就用石頭砸在蒙著布的他的頭，一直狠狠地砸……電影一開始從錫克打聽的士站開始，到他坐在咖啡廳裏拿出繩子，我們明白這是一次蓄意的預謀已久的謀殺。
「我以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名義宣判你的死刑！」這是國家執行地對於錫克的謀殺，同樣是殘酷地剝奪一個人的生命。不管內容如何不同，可是本質是一樣的。國家行政機關執行了一次死刑，它應該是堂而皇之的，因為法官的身邊還站著牧師，上帝作證似乎宣佈了這次關於個人的死亡是宗教和法律上的雙重確認。錫克恐懼法官的宣判，他所能做的除了徒勞的掙扎，只有企圖緊緊地拉著牧師的手，貼在自己的額頭。他是在企求寬恕嗎？而事實上我們知道他是走向一種救贖。
導演平靜地不帶一絲色彩，兩個死亡的過程都是非常冷峻真實地再現，甚至是獄卒檢查絞刑架和開始執行時候放繩子的高度確認的細節也不放過，「再高一點」。關於殺人的影片就這樣冷冷地表現了這兩個殺人過程，唯一在殺人現場有著驚顫和感觸的就是一個初入茅廬的律師比特。可是國家殺人和個人殺人不一樣，「儘管你有著我聽過的最精彩的關於反對死刑的辯護」，可是這不能改變什麼。就像錫克離家出走後就會注定的一種歸宿，他潛意識是在尋找一種死亡的途徑，只不過他在尋求死亡的過程中不是選擇簡單的被殺，而是把殺人作為一條途徑。
三、「你就不懷著希望嗎？你就這樣一邊活著一邊想著你將整個兒死去嗎？」
這是卡謬筆下《異鄉人》中牧師在臨刑前詢問莫爾索的問題，莫爾索說「是的。」一個人可以置身於自己的生死之外，他就是一個生活著的局外人。電影的前半部正是如此表現的。記得導演曾經說過，他早期的電影對「政治和政治背景下的人們的生活狀態十分敏感」，在同時代中，有另外一位作家是用小說來進行表現相似的東西，那就是米蘭•昆德拉。可是與昆德拉的小說不同的是，導演受存在主義哲學思潮影響更為徹底，影響他的人物中就有卡謬。錫克從一出場開始就是一種游離於這個社會之外的狀態。
他遊蕩著，尋找著的士車站。他趴在立交橋上推石頭下去砸經過的車子，在聽到車子發出的破碎聲後他抿了抿嘴巴；在小便完後他會推倒旁邊方便的人在便池邊，而且並不急於逃跑，反而會走到門口後回頭朝倒在地上的人笑了一下，這笑容看似無邪天真。這個時候我們無從得知他要幹什麼，他會幹什麼。他只是一個局外人，攝影機跟著他看著他身邊的一切。唯一能讓他駐足停留的是那家照相館。他需要放大一張年幼女孩子已經折皺磨損的照片。這裏的錫克似乎就是莫爾索。我感受不到他的希望，卻似乎知道了他一心向死的決心。
電影是分兩部分的，兩個殺人的過程的精心準備和前奏都非常詳細，不過卻又是互相補充的。前半部分的殺人時間採取的是分三個不同的人生活的交織呈現。生命軌跡的無常和生命的渺小脆弱在這裏可以體現。馬里美是個熱愛生命的人，他勤快地幹著自己的工作，他四處尋找著自己的顧客，咖啡店旁邊的的士站會是一個生意繁忙的地方；比特是個新進的律師，在得知考試成功正式開始自己夢想的工作，他欣喜若狂地拉著女友在咖啡店裏激動得描繪生活的前景；錫克等待著咖啡店旁邊的員警離去，咖啡店是他觀望等待和準備的最好的地點。錫克終於等待著員警離開，他在自己喝過的咖啡裏吐了口水，然後離開走向門外馬里美開來的計程車，而比特突然失去了快樂的表情，神色凝重地看向錫克剛才離去的方向。馬里美車子前面掛著的那個人頭飾物一直露著猙獰的笑……
當鏡頭轉向第二部分的時候，我們無從得知比特被審判長評價為「我聽過的最好的反對死刑的辯護」，錫克站在被告席上，一臉無辜，而比特一臉沮喪。我們知道了，影片前半部分就是錫克的犯罪事實的陳述。而此時他已經不可避免地會迎來了又一個殺人的過程，只不過這次被殺的是他。比特的同情和懊悔絲毫不能解決問題，也不能改變第二次殺人的事實，哪怕他知道了錫克選擇死亡的理由，哪怕他選擇不離開死囚的會客室。我們知道了錫克手中照片中的女孩子是她唯一的妹妹小瑪麗，而正是因為錫克和他的朋友喝醉了酒，才導致他朋友開著拖拉機碾死了她。如果沒有這樣的事情在前面，「那麼所有的一切都會變得不同」，錫克不會離開家鄉，他不會四處遊蕩，他不會去殺人，當然他也不會被殺。可是一切的一切就是這樣，人生除了相互之間的交叉，對於個人的生命歷程而言，更是電影后段的直線性陳述。你永遠無法企圖翻閱生活的前個篇章進行修改，《蝙蝠效應》畢竟還只是人一種幻想而已。
而比特的焦慮和同情始終不能解決殺人這個已經發生的事實和即將發生的事實，他還是需要面對。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有個很好的搭檔，就是律師皮耶謝維茲，我們也許會從比特身上看到這個律師的影子，可是導演很清楚也很明白地表明自己的立場：電影只是為了陳述，而思考永遠是觀眾自己的，我是冷靜的客觀的真實的再現；這一影像的表達是不涉及情感的，即使你說我是冷酷的。
電影中被殺的兩個人有誰該死嗎？牧師既然能夠讓自己的手給錫克親吻，那上帝更會接納馬里美善良的靈魂，可是殺人的事情還是就這樣發生了。這個世界沒有人是該死的，該被殺的，只是因為人背後的事實和生命軌跡的無意交錯導致了悲劇的發生而已。我們企求每個生命的健康安全，可是綠色濾鏡下表現的才是現實，不容質疑，還會發生！
「我們生活在真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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