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不脫學術依賴，文學史永無出路！ | | 686 |
評邱貴芬〈從戰後女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
費了半天工夫讀完，心中有些光火（此火且先不談容後再稟），先說邱貴芬原文吧！開頭第一句就令人哭笑不得：『許久以來，一部完整無瑕底台灣文學史的出現，是台灣知識份子共同的願望。』
試問什麼叫做「完整無瑕底台灣文學史」？有哪一部歷史可以用「完整無瑕」來形容？難道邱貴芬對歷史的認知竟是如此天真到幾近無知的地步？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任何一個歷史系的大學生都可以指出此言之虛妄，我可以立刻在此保證：這樣一部「完整無瑕」的台灣文學史永遠不會出現。
事實上，此言係根據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序文中所言：『從日據時代到現代，台灣知識份子莫不一致渴望，有部完整的台灣史出現。』但細察其前後文意，方知葉石濤在撰寫清朝舊文學的部份時，由於史料殘缺，論述不易，覺得不夠完整（應為完備之意），是以才有此遺憾。
但邱文劈頭先來上這麼一句，不免令人心驚肉跳。年鑑史學大師費夫賀Lucien Febvre有一句名言：『歷史是根據活人的需要來詢問死去的先人。』邱貴芬自己也知道治史者的史觀影響到歷史材料的取捨運用以及解讀詮釋。既然有取有捨，那麼所謂「完整無瑕」難道是只取不捨嗎？又要取到何種程度才能謂之「完整無瑕」呢？歷史材料一天取之不盡，「完整無瑕」的文學史就一天不會出現！
撇開上述這個可能只是用詞不當的小失誤，我還是繼續耐心讀完，發現邱貴芬欲以不同的新視野建構台灣文學史，此企圖心是很可以讚許的，但是我們來看看她的方法及取向：
去除掉邱文中所引用（有人說係剪貼不管反正一個意思）的資料，我大致整理出邱文的理念如下：
1.過往對台灣文學史的建構，不脫「壓迫／反壓迫；殖民／反殖民；父權／反父權；官方文學／民間文學」的論述模式。
接著邱貴芬小小示範了一段從女性觀點看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史，指出：
2.上述這種種論述模式是一種二元對立、偏頗且窄化的史觀，因為『如果我們站在以女性作家創作為主的觀察位置來敘述台灣文學史，顯然現有的台灣文學史述以殖民抗爭為主軸的敘述並無法真正妥善處理女性文學，當然也就難以達成記錄台灣文學多元豐富面貌的目標。儘管史家在論述時可能表達自由多元主義的姿態，努力把其他族／社群創作納入論述的範圍，但是，台灣文學史既已定義為一部官方文學與民間文學搏鬥的歷史，或是一部殖民與反殖民文學創作痕跡的記錄，無法納入殖民抗爭敘述的創作即使被提及，也很難翻轉其「附屬」的地位。多元自由主義的陷阱在於它極容易淪為收編的便利工具，迴避針對不同創作在傳統論述結構裡的權力位置提出改革性的另類論述方法。』
所以，『以性別觀點來檢視台灣文學史的斷代，更能彰顯目前台灣文學史習而不察的斷代分法如何限制了史家的視野，無法對台灣多元的各類文學創作做適當的關照』。
3.若要跳脫出上述舊論述框架，『台灣文學史或許可以「現代性的追求」作為敘述的主軸，探討台灣文學創作如何回應現代化衝擊過程裡台灣社會產生的問題。』
4.然後邱貴芬做出如下結論：『如果台灣文學史能解脫殖民主義對史家歷史視野的限制，不再以殖民/反殖民來架構台灣歷史，轉從「現代性」的觀點來探討台灣文學創作所展現的台灣現代化經驗過程裡的種種人民生活與台灣社會的面向，則不僅能堅持本土論述傳統裡「書寫土地、書寫人民」的原則，更可將台灣的歷史放在宏觀的全球歷史架構裡來關照……唯有進行史觀的改革，使台灣文學史的敘述能涵蓋這多重層面而避免陷入單面的關照，台灣文學史的新格局方能展現。』
如果說這樣跳躍性的變換觀點是一種開創性，我除了掩卷歎息實在也無話可說。
以下將分點舉出邱貴芬文中的錯漏之處：
一、邱文中僅分析了葉石濤、彭瑞金、陳芳明、龔鵬程等四家的台灣文學史觀，就開始批評過去的史觀「窄化、不夠全面」，在我看來卻是批評者自己窄化了過去的史觀。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確實是台灣文學史上重量級的著作，彭瑞金和陳芳明不過是見機可乘，攀附驥尾，援引之為建構其獨派國族理論下的台灣文學史，這種政治目的昭然若揭的著作，學術性及參考價值均待商榷，且將文學視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其本質又與反共文學何異？以文學立場論文學主體性的喪失，則這種工具性的文字不論統獨，在同樣的標準下都是不折不扣的文學墮落現象。
這兩本原應是文學批評家開刀的對象，卻因台灣現實的政治正確而被拿來代表過去的文學史觀，表面上是對其有所批評，實際上卻等於賦予其學術地位；同時反面意見除了龔鵬程全然不提呂正惠和陳映真，彷彿上述四人已完全足以代表過去史觀；陳芳明的作品甚至尚未完成，邱文便即引用，倘若因為陳映真的質疑使得陳芳明有所修正﹝誰知道？﹞，邱文不也要跟著修正？這算是什麼學術規格？
二、如果我們姑且順從邱文把「過去的史觀是一種窄化、不夠全面」這樣的論述前提視為一假設，而來看看邱貴芬是如何舉證論證其假設為真的話，則又不免發現其漏洞：
邱文所用的舉證方法是以女性作家創作的觀點切入，並搜括現有史料有關女性作家的部分，而以楊千鶴的論述及林芳玫的列表為主要依憑，提出了三個「檢討台灣文學史敘述的重點」，認為這樣『深入分析戰後初期台灣女性創作的生態以及其與當代文壇的關係，更彰顯了史述通常隱而不彰的族群和性別觀點。』
我要問的是：難道那些所謂「窄化、不夠全面」的過去的史論完全忽略了女性作家的創作嗎？邱文引葉石濤「台灣文學集」序中僅短短兩句『除了葉陶有鼎鼎大名之外，其餘女作家沒沒無聞而身世不詳』，之後便再也不提，彷彿除了葉陶這位敢在當時公然與楊逵同居的同志愛人之外，葉石濤壓根不知還有任何其他女作家。但細察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第四章談到50年代的政治和文學狀況時，其第三節介紹作家和作品的部分，先提及小說家姜貴、張愛玲、陳紀瀅、鍾理和、廖清秀等，接著介紹三位反共小說家彭歌、端木方、潘壘，然後在介紹潘人木等12位女性小說家之前，劈頭就先來上一句：「五○年代是女作家輩出的年代。」然後針對這12位女作家的創作題材及成就分別加以短評。雖然葉石濤並未提出具有邱文所謂性別意識的論述，但至少也不能給出一個「顯然現有的台灣文學史述以殖民抗爭為主軸的敘述並無法真正妥善處理女性文學」這樣的粗暴斷論吧？
葉石濤如此，陳映真甚至還為文介紹過日據時期台灣的女性革命家；呂正惠的「戰後台灣文學評論」雖是散論合輯，但對女作家與女性問題也闢了專輯討論；就連在「聯合文學」只發表了三個章節就被陳映真批得不再發表的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也提到要觀照到族群及性別的意識，尤其在第一章的最後一段做出如此預告：『女性作家的書寫在過去都一直被刻意忽視，本書將予以審慎評價。』由此可見以「殖民／反殖民」為敘述架構的「過去的史觀」，實際上並未忽略女性作家的創作，雖然對於性別意識的論述明顯缺乏。但若因此便被批為是窄化、不夠全面，這種說法不免過度解釋。
三、如果「過去那種殖民／反殖民立場的史觀」並不像邱貴芬所說的是一種窄化、不夠全面﹝事實上從陳映真駁陳芳明的論爭中，我們即可看出「殖民／反殖民」的觀點光是在定義詮釋上的繁複性就已經是派別林立了，豈是那麼簡單的「二元對立」可以一言蔽之﹞，那麼她如此倡言的用意又何在呢？從這裡我們就見識到了邱文在觀點上的跳脫性或思想立場上的不一致性。
如果邱貴芬是立基於女性作家的立場，認為應該建立一套台灣文學史的女性論述，那我便認為之前邱文的批評縱有小疵但並不離譜（因為女性立場前後一致），甚至更滿心期待這種具有女性觀點的台灣文學史問世，先不論這是否是另一種窄化，至少總算有人要跳出來真正幹些有意義的事了，這在台灣文學史上也絕對會是個創舉。但是邱文大筆一揮，認為『如此的做法不過是以另一套偏頗的史觀取代現有偏頗的史觀，無助於突破台灣文學敘述窄化的格局，或對史學方法有激進的改革。』邱貴芬沒有想到，任何一種史觀一旦成立，必然會是偏頗的，而且史觀本身也不會發生取代作用，真正互相取代的是詮釋的權力﹝不是讀過傅柯嗎？﹞。唯有各家偏頗的史觀不斷從各個偏頗的角度大鳴大放，我們才有可能得見一部「完整無瑕」的台灣文學史出現。當然，它僅能以某種形上意義而存在，不可能有這麼一個「完整無瑕」的實體。
邱貴芬的觀點這樣一轉，告訴我們原來不論是從「殖民／反殖民」或是族群、性別、性取向、階級等觀點出發，都是一種偏頗的史觀，然後從天外飛來另外一筆，帶出「現代性」這個詞兒，並且理直氣壯地說道：『這套「現代性」的理論不訴諸二元對立的線性敘述，改用關照多元勢力互動糾纏的過程來解釋歷史，用來當作台灣（文學）史的敘述基調，或許能解除目前台灣史述依賴二元對立線性結構所產生的困境，並進可整合台灣文學研究裡不少分裂或看似無法統合的議題和文學現象。』
邱貴芬忘了告訴我們：如果反殖民或族群、性別、性取向、階級等觀點是一種偏頗的史觀，為什麼「現代性」就不是！之前邱文以性別議題的取向出發否定反殖民史觀，然後又自我否定性別議題的取向而代之以「現代性」的概念，這中間的思想甚至立場的轉換跳躍居然沒有任何交代，也沒有說清楚為什麼若要兼顧多元的台灣文學表現則非「現代性」不可！僅以模稜兩可的語氣說：『以「現代性」取代「反殖民」為台灣文學史述主軸可能創造的論述空間，「或許」（按：此引號為吾人所加）更展現在史家對女性文學和原住民文學、同志文學時的處理。如同前面論述所提到的，以「反殖民」為統攝概念的文學史述即使觸及女性文學、同志文學、原住民文學甚或台灣後現代風格文學，仍無法逃脫邊緣化這些體類文學的論述取向，因為這些創作實在難以納入史家所採取的「反殖民」敘述架構。相較之下，「現代性」概念裡所帶出的「民主」、「自由」的追尋卻可用來鋪陳弱勢族群創作的脈絡；許多女性文學和原住民文學或許和「現代性」裡國家民族認同的打造不甚相干，卻與「現代性」產生過程裡社會形態的轉變大有關係。』
這樣概括性的說法實在令人無法滿意，也無法信服。早在上世紀初年鑑學派就主張『以人類所有的活動歷史取代過去以政治為主幹的歷史』，邱貴芬既欲建立一部「完整無瑕底台灣文學史」，為何獨鍾英國社會學者紀登斯定義下的「現代性」概念，而不試試年鑑學派的研究方法？如果有人覺得這個問題問得莫名其妙，那麼邱貴芬以「性別論述」打擊「反殖民」卻標舉「現代性」的提法不也是同樣莫名其妙？
恰好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的第一章宣稱他是以「反殖民」觀點出發，要對族群和性別兩大議題好好地論述一番；邱貴芬既然在陳芳明文成之前便做出如上判定，那麼是不是也該像她所作的那段以女性觀點出發的論述示範一樣，再給我們來上一段以「現代性」觀點出發的論述示範呢？
Andrew Sayer於1995年所著之「基進的政治經濟學」（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一書中指出：『那些致力於現代與後現代論述的以及致力於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者都有種傾向，對彼此互有懷疑之心。對前者而言，政治經濟學規避了不同的意見並打壓新社會運動，這是個不談性別、種族與民族、文化帝國主義等的方法。對政治經濟學者而言，現代及後現代主義則是個避談政治經濟，並委身於使左派清醒的挫折、國家社會主義的退位以及右派勢力揚升的痛苦中的一個方法。既然本書傾向於反擊那些對抽象的政治經濟理論的忽略，我因而對上述兩種觀點所表現出的恐懼深感同情，同時我也看不出任何有關這兩套觀點不能在一些更具體的研究中被整合起來的理由。』
是故我必須遺憾地說：從「殖民／反殖民」觀點出發的台灣文學史﹝不論是葉石濤以單純作家立場提出的，資料整理介紹重於論述的「台灣文學史綱」，還是陳映真不見容於台灣社會的馬克斯主義論述﹞，到底還是有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詮釋基礎。「現代性」是另外一套理論，要理解它並不能靠打破「反殖民」論述來達成，從理論到新史觀的形成仍是一條漫漫長路，邱文大可以直接提出此研究取向，老老實實地去發展其對台灣文學史的詮釋架構，然後告訴我們她研究的結果，這才是真具有開創性的做法！
如果說當代西方的社會學界已經開始從事一些更具體的研究，想整合政治經濟學及現代與後現代論述；我們的學術界卻還是「依賴」著西方學術界提供的舊品種、舊養分，甚至自以為是「另闢蹊徑」創新格局，而移植的技術竟是如此生硬粗糙，是否合於本地的土壤也未曾研究，試問又如何能生出一部理想健全的台灣文學史？
與其枯等學術新貴遙遙無期的研究發明，或許下面這段話能先帶給我們一點樂趣：「台灣文學史可說是一部男性集體陽萎的文學史，因為女性經常在性交時閱讀，這表示她們從未在閱讀中獲得性高潮！」
誰能告訴我這是何種論述取向的台灣文學史？
閱讀邱貴芬〈從戰後女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原文，請進入以下網址：http://audi.nchu.edu.tw/~kfchiu/postwa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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