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的苦難提問
大處決,1814
哥雅
二十世紀的人類史，從對樂觀進步的科學理性的支持，走向悲觀與虛無，跟兩次世界大戰有非常密切的因果關係。其實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西班牙畫家哥雅，繪出「五月三號在馬德里」這幅戰爭性質的繪畫，已先知性的對人類理性提出質疑。從二十世紀末的人類的眼光來看，「五月三號在馬德里」所顯示的戰爭災難，很明顯受難者是局部而少群的，熟悉兩次世界大戰歷史的人基本上已不會被這種局部戰爭、少數人被槍殺感到震撼。
但這幅畫是有著比描述戰爭本身更深遠的意義的。因為這幅畫描述的是拿破崙入侵西班牙，企圖以「自由」解放西班牙，所帶出來的戰爭災難。拿破崙不是在歐洲曾諸多藝術家膜拜為世界救星？拿破崙所帶出來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不是在許許多多人民心中植入盼望？
透過哥雅的筆，我們看到拿破崙在西班牙的另一面：征服者對反抗者的屠殺。除了「五月三號在馬德里」，哥雅還繪製了一幅油畫「巨人」。畫面上，巨人佔據了幾乎三分之二的構圖，人物在其中渺小而慌亂不安的奔逃。巨人是一個戰爭的象徵，它帶給渺小人們騷動不安、驚慌、混亂與衝突。而版畫「理性入夢」，正是宣告著對「理性時代」的質疑，宣告懷疑理性的時代的開始。
哥雅之後的一百年，人們不僅宣告理性入夢、甚至宣告理性死亡。畢卡索繪製「格爾尼卡」時，二次世界大戰已局部的在若干國家構成大戰危機。西班牙的格爾尼卡，正在這樣的危機下，於老百姓出入市集的熱鬧顛峰時被無辜的轟炸，畢卡索憤而記錄下這次暴行。
戰爭促使畫家的立體主義形式探究變的可笑，迫使畢卡索從藝術形式走向對時代社會的關切。
畢卡索說：「你認為藝術家應當是什麼呢？一個只長眼睛的畫家，只長耳朵的音樂家？只有七弦琴的詩人？藝術家是政治生物，充分意識到世界大小事件的破壞、焦慮與幸運，而跟著變化。人怎麼可能躲在象牙塔？怎麼可能不關懷他人？無動於衷的把自己隔離？繪畫不是用來裝飾牆壁，而是用來攻擊敵人保衛自己
。」
格爾尼夫,1936
畢卡索
繪格爾尼卡時，畢卡索並創作詩句：「孩童的淒嚎、婦女的淒嚎、鳥兒的淒嚎、花朵的淒嚎、樹石的淒嚎、磚瓦、傢俱、床、椅子、窗簾、盆子、貓與紙的淒嚎、混雜交融氣味的淒嚎、在大壺裡悶燒的淒嚎、紛紛墜落如雨、淹漫海水的鳥兒的淒嚎。」
距「格爾尼卡」約十五年後，畢卡索另外創作了一幅畫「朝鮮大屠殺」。這幅畫一樣的處理戰爭題材，就形式而言，一樣沿襲過往沒有太多的突破，但畢卡索把屠殺者畫成像用鋼鐵材料打造而成，用這種方式來呈現殘酷與暴力的人心，就比「格爾尼卡」具有更強的控訴性了。
比起畢卡索，達利的超寫實主義更能血淋淋的呈現戰爭。因為超寫實主義本來就是探討內在潛意識，而不是探討置身於空間中的客體的，所以達利這兩幅描述戰爭的畫「西班牙內戰的預感」「戰爭的面貌」，就更讓人看了不寒而慄。達利的繪畫本就有相當多的素材是在處理人潛意識中的「性」與「暴力」，內戰預感中，甚且把性、暴力與戰爭作了結合，給人的感覺是非常不悅的，卻不得不承認他處理的的確是二十世紀暴露出來的人性本質。
這尖銳的苦難提問，信仰的答覆應當是什麼？信仰在二十世紀後期，還能剩下什麼？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