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四前期──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當中國開始接受西化，經過了『賽先生和德先生』的洗禮，除了開始對傳統質疑，也開始用審慎的態度來評估，渴望找到另一個適合中國的出路。

　　因此，在五四運動的前期，是一段『激烈的反傳統』以及『啟蒙』的階段，其背後動力，其實是民族情緒高漲的。

　　五四對科學的瞭解是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方面，他們結束了從晚清以來科技不分的傳統：科學從此不只是一套『技藝』，而是一套思想方法

　　但另外一方面，五四卻也開啟了中國知識分子長久以來『對科學性能的錯覺和誇大』，因而造成一種『泛科學主義』或是『科學主義』的心態。這種心態認為：科學是認識真實唯一的途徑，它是人類理性的唯一表現，因此人類只要掌握了科學知識，遲早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在這心態的支配之下，難怪五四知識份子喊出『科學萬能』的口號。

　　當時的科學主義受到西方的『智識主義』氣氛和『杜威實驗主義』相互支援的情況下，形成一種強調一種反對『意識型態』的科學實驗原則。也就是說，它是一種講究理性，但所執著的是一種特殊的理性，要求對價值與信仰採取一定的疏遠；因此，它反對教條、意識型態、大規模的斷言以及籠統曖昧的信念。

　　然而這樣的想法，對當時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卻是相當『弔詭』的！他們需要理性而冷靜的分析，渴望尋求一種『全無教條的教條』，他們想規避價值；因此反對任何意識型態，但事實上，在那種惡劣的國家處境下，他們卻又有強烈尋求「救亡圖存」的需要和渴望。

　　誠如張灝先生在『五四運動的批評與肯定』一文中說道：表面上，五四是一個強調科學、推崇理性的時代；而實際上，它卻又是一個熱血沸騰、情緒高昂的時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啟蒙運動重知主義為楷模，而骨子裡它卻帶有強烈的浪漫主義的愛國情操色彩。

　　一方面，五四的知識份子排斥傳統、詛咒宗教、反對偶像；另一方面，他們卻急需一種信念來滿足他們內心的飢渴。一方面，他們主張面對現實、研究問題，但他們又急於找到一種主義，可以給他們一個立即生效的答案，以快速解決外強虎視眈眈的危機感。

　 因此，五四的前期，說實在地，是相當『矛盾』的時代！

　 4.五四的後期──締造意識型態

　　五四運動到了後期，進入一種『締造新意識型態』的階段。因為，在一片救國存亡的聲浪中，中國知識份子面對這樣的弔詭和張力，在理性與激情的國家主義；人文關懷、藝術的漸進思維與救國迫切性中；救亡終於壓過了溫和理性。

　　畢竟，要成為一種有全民性、革命性的力量，不可能不透過『主義』的實踐，也就是透過意識型態來產生效用。當時的情勢漸漸走向智識主義與實驗主義的失勢，有些高級知識份子的領袖及政黨政界人士開始相信中國這塊田地所迫切需要的，不只是科學、理性，更是主義與革命的洗禮。

　　他們仍是熱血的愛國份子，也沒有放棄科學和理性，卻逐漸揚棄了原本實驗主義下那種超然理性、冷靜的精神，反而開始選擇一種可以引領他們獻身、戰鬥、直接行動的『意識型態式的激情國家主義』。

　　這種意識型態式的國家主義展現了意識型態所慣有的獨佔性與排他性。

　　因此仔細探究，五四初期的理性、藝術、人文關懷的自由主義，卻在國家局勢艱困時，最易導向激情的國家主義。它是一種在邁向頂點時，會發現出一種反對自身的反命題的主義；意識型態固然偏執、激進，而且情緒的，卻能成為一種適時的力量。而五四的自由理性，卻無法產生凝聚的「力量」。

　　意識型態本身，帶有一定程度的實踐性與革命性，也就自然具有排他性。每個人在自己生活中很容易地就會跳入某種意識型態當中，也許自覺，也許不自覺。而在當時民族情緒下，這樣的意識型態擴張，更是不可能避免的狀況。

　　這就是為什麼，最激烈的反基督教運動，是在國家主義興起以後。因為「排他」，正是意識型態的特質。

　　同樣的也因此說明了，為何當時的基督徒一定要被迫走出「基督教信仰一定可以救國，耶穌是國家的導師」的路子來！

　　在這些反教者的眼中，中國需要科學的救贖，宗教卻違背科學。中國需要美育來被養新精神與新情操，宗教卻轉以刺激感情。中國迫切需要社會重建，宗教卻在搞天堂主義。中國需要新的國民人格與道德，宗教卻好似提供逃避與鴉片，使人在催眠術的道德觀下失去了人格。中國需要自由與民主，宗教卻處處束縛自由思想，剝奪人的自有意志。

　　所以，當時基督教也因此被攻擊是利用帝國主義以發展勢力，教會學校也被視為欲『基督化』中國的可怕文化侵略。外加上擴大『反帝國主義』的宣傳有助於各政黨吸收、拉攏黨員的途徑，更使這樣的反帝國主義成為一種全國性的意識型態。